不久前的一个周末,几百位企业家齐聚上海复旦大学附近一间时尚阁楼。现场音乐轰鸣,张灯结彩,巨大的横幅上用英语写着含义不明的“Right here, right now!”。这是创新工场上海分支的启动仪式。创新工场是一家位于北京的创业孵化器与风险投资机构。创业者在创新工场时尚、开放的办公区内一起工作。一位投资人滔滔不绝地说:“除了他们都是中国人,其他都跟硅谷一样。”
这种热闹场景可能意味着中国的私营经济生机勃勃。但细看之下会发现,人群代表的是希望而非成功。创业者们渴望向投资人投递商业计划。上海本地人庞先生今年二十来岁,他正竭力为自己新成立的保险公司争取支持。他叹息道:“大银行不理我。”所以他去了一家小银行,但是得到的只有嘲笑。“这里的银行只给大公司贷款。”
严峻的现实是,像庞先生这样的中式资本家正日益受到国家的挤压。专家对于是否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或1/3的经济产出意见不一,但都承认其比例低于20年前。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企似乎一直在退却。国企数目减少了(2010年,国企约为114000家,其中约100家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龙头企业),雇佣员工的比例也下降了。但现如今,即便民营企业的数目有所增加,国企衰退的速度已经放慢,在某些产业领域,国家甚至不退反进。
APCO政治咨询公司的分析师詹姆斯·麦克格雷戈在一本关于中国“威权资本主义”的新书中说,统计数据也掩盖了国家权力增长的事实。外国投资者还说,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竞争环境从来都不是公平的,现在则更倾向于国内央企。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分别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报告,力促中国恢复国企改革和市场开放。
尽管如今的国企数量比以往少,却前所未有地强大。原因之一是,国企的规模庞大,所以在某些行业,其市场支配力通常也更大。整合国企减少了其数量,却把它们变成了从电信到造船等一系列“战略性产业”的庞然大物。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自由化改革得到了推进。但2006年以后,这个进程放慢了。批评者说,自那以后,中国开始国进民退,过去数年来的刺激性投资流入了国企。
据咨询机构龙洲经讯(GK Dragonomics)估计,国企投资比例虽然有所降低,但在地产、通信和金融领域却上升了。2004年,国企平均工业产出是私企的6倍,到2010年增至11倍。
除去绝对规模(以及反垄断部门的默许),国企享受着一系列不公平优势。盈利有保障,又有国家支持,国企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信贷成本相当于私企的1/3。政府给予国企一系列的减税和补贴政策,并且在政府订单方面予以照顾。
虽然某些国内私企已经能从国营部门分一杯羹,但外国企业一直受到欧盟商会所称的“巨大非对称市场准入”的沉重打击。半数欧盟商会成员公司声称由于监管或市场准入壁垒,他们遭受不公对待。美国公司抱怨,在诸如电动汽车这样的领域,官方强硬要求外国人将知识产权转让给中方伙伴。经合组织认为中国的外资法律在G20成员国中是最苛刻的。
跨国公司最不满的是中国将他们排除在政府采购之外。据估计,政府采购市场规模有13000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将根据国际规范制定标准,但多年来迟迟没有动作。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商会近乎直言警告中国,如果中国不尽快开放,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所享有的相对自由的准入可能变得“难以维持”。
市场化改革有机会吗?或许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工作报告估算,从长远来看,终结国企垄断能使人均收入猛增10倍。即便那样,外国人可能也没什么好高兴的。今年5月,中国官方暗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铁路、能源和其他领域。满怀希望的欧洲官员致电商务部,但会面的请求遭到拒绝。他们被告知,关于鼓励民间资本的声明和外国投资“毫无关系”。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