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近利比亚、埃及和也门发生的事情可见,被我们送入险境的,并不只有军人。我们还派遣了一支由外交官、发展专家、情报官员及其他政府雇员组成的大军。
这些文职人员同我们的军人一样,面临诸多危险和困难,但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却少得多。这暴露了我们外交政策的缺陷。
在战斗中,尤其是在像伊拉克、阿富汗的反叛乱行动中,我们部署的人员包括军人、行政雇员和承包商,他们往往不分彼此。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安排了数千名文职人员与承包商。我们的顾问团同阿富汗安全部队一同工作。我们的情报机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成千上万的人员,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前往这些国家的,承担的任务也最危险。
从我们掌握的有限数字来看,这个群体十分庞大。最近的研究报告显示,在阿富汗,2011年文职人员和承包商的死亡人数,超过美军战斗死亡人数。在伊拉克,承包商和文职人员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战争最激烈时的军方死亡人数。据伊拉克重建特别监察长称,参加重建工作的行政人员(包括伊拉克人和外籍人士)的死亡人数,是美军阵亡人数的两倍。
然而,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大批雇员,仅仅是一小部分。国务院在世界各地不稳定地区,如利比亚、巴基斯坦、也门、墨西哥和埃及,都有人员部署。新美国安全中心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今后随着美国对海外大规模军事部署的意愿降低,我们需要在国外设置更多行政机构,来施行美国外交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向海外派遣的文职人员将会增加。
外交官、发展专家、情报官员在相对简单的外交使馆和庇护所工作,只有相对较弱的安保部队,依靠当地基础设施和商用交通工具。他们不必面临大规模战斗的危险,但在这些城市里,行政人员可能遭遇埋伏,如在墨西哥城;使馆遇袭,如在利比亚、也门;遭到绑架,如在巴基斯坦、黎巴嫩;外籍恐怖分子炸弹袭击,如在肯尼亚、坦桑尼亚。
我的前五角大楼同事洛萨·布鲁克斯曾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军队为军人及其家属提供了全面关照和支持。这种关照延伸至战区,确保士兵一旦受伤就能得到急救处理,以创造高于史上任何一场战争的生还率。军事人员可获得大笔军队人寿保险和阵亡抚恤金。当军人回家后,他们能获得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众多资源。2013年,该事务部将支出1400亿美元,向退伍军人提供医疗保健、残疾补助、教育福利、职业培训以及其他帮助。
不幸的是,对于被我们送往险境的行政人员,我们很少提供这类支持,且不同机构差别很大。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在危险地区的行政人员(如那些在利比亚遇害的官员),提供的各项福利同国内官员无异。
这些外交官可以购买联邦集团人寿保险,并获得医疗保险,但绝没有军人的福利丰厚。情报官员从各自机构中获得的福利与此大致相同,一些人还能获得额外补助,但都远比不上军人的待遇。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