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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大厅有一堵黑色的墙，上面刻有海外殉职人员的名字。1998年基地组织炸弹袭击位于东非的两座美国大使馆之后，我每次经过那面墙，都会想起12名美国和32位肯尼亚朋友和同事，他们是在我担任大使时遇难的。
我想起那天自己在大使馆隔壁的一座建筑里，被爆炸气浪冲得滚下楼梯；我想到那些冒着生命救人的人；我想到我们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下继续开展工作。
现在，我每次经过那堵黑色的大理石墙，就会想到大使克里斯托弗·斯蒂文斯和他的同事们。他们在利比亚的班加西领事馆遇袭身亡。
外交官们不常上报纸头条，除非有特别可怕的事情发生。即便到那时，人们关注的也是政策和政治。在评论员们开始解释中东政策和政府官员所用词语之前，我们才会获知袭击。
有没有人谈起过，外交官们在遥远、常常是危险的地方执行政策，他们不顾艰难和危险为我们服务？设想一下，拼命想从班加西领事馆的枪林弹雨中逃出，或者在临近附属建筑经受数小时攻击，等着利比亚政府救援，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外交官是危险的职业。在幕后向对方低声说些外交辞令，是不可能施展影响力的。从华盛顿远程控制，不可能传播美国价值观，特别是在群情激奋、政府脆弱和枪支泛滥的地方。你必须从深墙大院内走出，跟外面的人接触。我们知道这会使自己处于危险境地。我们在班加西领事馆的人也知道，但他们恪尽职守。
我们必须使他们工作起来更安全。暴力原因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化，但人的影响是一样的。
我们在肯尼亚内罗毕被炸弹袭击前两年，着力解决安全威胁和漏洞。使领馆太靠近街道，容易成为袭击目标。而华盛顿的评估是没事。我被告知，没钱建造更安全的大使馆。华盛顿是如何评估我们在班加西的领事馆的？我们可能不喜欢看到美国外交官待在铜墙铁壁内，但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能被袭击者侵占的建筑物里工作。
如果班加西悲剧遵循我们从东非废墟中创造的程序，那么政府会有发自肺腑的声明；死者会得到应有尊重，接着将会被下葬。媒体将会发现其他故事。一个国会授权的问责评估会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以避免今后出现类似不幸。然后是简单的补救措施，比如改变应急预案、升级安保，但不会有需要出大钱、做起来困难的措施。
美国外交人员服务部门人力不足，把没得到足够培训的员工急匆匆打发到异国。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建造了水泥堡垒，可是，我们没有对移动通讯设施和安保技术进行投资。
等到外交官们再次从公众视野里消失的时候，这些难题依然不会得到回答。下一次有人死去时——我们会再次目睹同样的沉痛反应。
不过，我们可以使悲剧更有意义。不如就让奥巴马总统和罗姆尼拿出真正的领袖风范，向包括班加西遇难者亲友在内的所有美国民众解释一下：外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利用言行获取和平，为什么和使用武器一样重要？我们为何要重视外交官？即便不能保证外交官的绝对安全，我们也该做些什么，使他们的工作更容易？
□美国《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