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革命年代的恐怖辩护

    “恐怖主义”源自法国大革命，又被后世的极端主义者借用。同样导致重大牺牲，以“9·11”事件为代表的现代恐怖主义，与革命中的恐怖主义如何区分呢？

    你或许不知道，“恐怖主义”与“恐怖分子”之称始于法国大革命，用于描述那些建立并操作可怕的暴力机器——革命法庭、《嫌疑犯法案》、断头台的“杀人成性者”。设计这些机制的目的，则是以人民的名义反抗暴政、保障自由。“自由或死亡”，雅各宾派在倒台前骄傲地宣称；“你想要一场不死人的革命吗？”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领袖）如此讥讽道。

    法国革命者想不到，自己开创的理念会被百年后的各种极端势力借用。在新书《为恐怖辩护》中，索菲·华尼奇就现代恐怖分子与他们名义上的前辈的区别，提出了多方面见解。他解剖了将法国大革命引向恐怖的公众情绪，提醒读者：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应被视为一个“政治实验室”，任何参与者可随意进行有关恐怖主义的起因与结果的极端尝试。

    谈到法国大革命与“9·11”事件的联系，华尼奇有言：“革命中的恐怖绝不是今天所说的恐怖主义……将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与‘9·11’事件在精神上划等号，于历史于哲学都是胡诌。”在全书的结论部分，她又重申了这一观点：“2011年9月11日的恐怖暴力既非为平等又非为自由；当然，华盛顿随后发起的反恐战争同样不是为了这些。”

    在华尼奇看来，1793年与2001年发生的事件倒也不是全无共同点，那就是法国民众与美国老百姓对“陷入恐惧”的反应，他们都凭着满腔怒火，以正义使者的姿态发动反击。“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人并非生活在一个所有规则都需要摸索的‘基础时代’。”

    相反，以著名的《人权宣言》为代表，法国大革命倒是处在“基础时代”。华尼奇认为，革命中出现激进倾向不可避免。按照她的解释，恐怖的实质是“一次神圣的交易，必须有人牺牲，捐出身体与灵魂。在我看来，这是忘却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将恐怖埋葬的代价——这种代价是关于精神与政治的，又与不安、冒险、孤注一掷密不可分。”

    华尼奇尤其擅长分析典型人物的心理。一方面，丹东（法国大革命温和派领袖，后因与罗伯斯庇尔政见不合被处死）说过，“从何时起，人是绝对可靠、不会犯错误的呢”，为自己在建立恐怖体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乞求宽恕。另一方面，圣-茹斯特（雅各宾专政时期领袖，热月政变后与罗伯斯庇尔一同被处死）临刑前一天晚上，指着墙上的《人权宣言》说：“毕竟，那是我写的！”至于罗伯斯庇尔，后人无从得知他是否对恐怖造成的牺牲心存悔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被击碎了下巴而无法讲话，只能挥手示意旁人拿支笔来，没有谁给他。就这样，他将自己的身体与灵魂献给了革命，不论好歹，他都没有回头路可走。

    毫无疑问，华尼奇深受左派学者的一贯立场影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雷曾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日前夕尖锐地宣称：“革命完蛋了！”招来一片指责。福雷之后，只把注意力放在1789年宪法（即《人权宣言》），而不是恐怖时代的黑色岁月的史学家们继续受到非议，反对者相信，恐怖在西方民主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恐怖与恐怖主义感到害怕，与拒绝深入思考该话题是两码事。对恐怖与恐怖主义的排斥，也不必与特定政治环境下可能付出的代价相联系。许多投身大革命的人都曾纠结于这些问题，21世纪的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想法，试图去理解也不一定让人愉快。即便如此，去“政治实验室”探寻一番仍有必要。就此而言，华尼奇的书是不错的导游图。

    □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