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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当前日本称为“第三次败战”，认为前两次战败后之所以能崛起，根本原因在于分别通过“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彻底否定了“战前体制”，导入崭新的体制和社会伦理。
若在当下日本实施一项民调，询问希望谁成为首相，“桥下彻”恐怕名列前茅。
这位在国民中人气超过首相、毁誉参半的中青代政治家，究竟是名副其实的改革家，还是如小泉纯一郎般的“剧场型政客”，至今仍是个谜。
日本媒体对其褒贬不一，但“革命儿”成为其代名词，只是，他所倡导的“革命”究竟要把日本带向何方？
“大阪维新”只是第一步
在选举政治之下，高举“改革”旗帜是获取选票的不二法宝，桥下彻也不例外。他2003年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时，是以将头发染成黄褐色的另类律师形象出现在颇具人气的电视节目中。他在节目中口无遮拦、“毒舌”式的点评，很快博得了颇高人气。
对政治有浓厚兴趣的他坚称“绝不从政”，但这一许诺很快不攻自破，他在2007年参选大阪府知事，并专门向知名主持人岛田绅助请教演讲要领，岛田告诫他“要让演讲打动选民”，于是他在选举时打出“大阪维新”的旗号，提倡“大阪都构想”，迅速俘获了选民的心。
大阪府一直是日本GDP排名第二的大都市，也是日本工业化的重要据点和关西财阀的发源地，但随着国际交流功能向东京一极集中，原本起源于大阪及其周边的众多金融机构、商社和重化学工业企业相继将总部和研发基地迁往东京，大阪地区逐渐衰落。
大阪府衰落的另一要因，与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有关。日本实行地方自治，但长期以来的中央集权模式仍有残留，含地方政府在内的地方自治体并无财政自主权，不管是税源还是发行债券都受到限制，基本靠国家补助。桥下在受访时称：“日本之所以如此无可救药，原因就在于凡事都责任不明。”
比如，大阪府与辖区内的地方自治体，特别是与两大政令指定都市（大阪市和堺市）之间，行政分工多有重复，政出多门，无法形成经济振兴的指挥塔，而且浪费国民税金。为此，桥下彻力主大阪应参照东京模式，市府合并升级为“大阪都”，撤销大阪市和堺市两大政令指定都市，将其分解成为10至12个直选区长的特别区，打破目前两市下辖33区区长由市政府任命的惯例，同时，把警察、职业训练、高校、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划等广域行政交由“大阪都”承担。
桥下不仅结束了大阪府市百年争斗的格局，“大阪都构想”无疑将成为日本大都市未来行政的试验，一旦成功，必将引爆精简地方行政层级、兼并行政区域的新一轮运动，还有可能加速废弃现有都道府县制度，导入实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道州制”。
当然，“大阪都构想”要实现仍面临重重阻力，且必须在国会取得多数支持以推动修改《地方自治法》，这绝非易事。即便构想成真，恐怕也只是第一步，桥下要掀起的是一场更为艰难的“体制革命”。
日本的“第三次败战”
桥下人气极高的背景，是民主党政权的“不作为”，民主党在大选时承诺的迁移美军基地、高速公路免费、儿童津贴等“招牌措施”均没能实现，“绝不增税”的表态也成为笑柄。“如果能停止自民党政权时期对税金的不合理支配，实现‘选举公约’的财源就有着落。” 已很少有日本国民相信民主党这种解释。而最大的在野党——自民党也还是“老样子”，基本上看不到反省与改观，民主党的失信于民，并没有反助自民党挽回国民支持率。“政治不信”在日本社会日益高涨，这种蔓延的情绪转换成了对桥下彻的期待。
桥下彻在畅销日本的《体制维新——大阪都》（桥下彻、堺屋太一合著）一书中清楚地摆明了路线：“通过打造‘大阪都’模式，提供成功范例，彻底改变日本当前体制。”他将当前的日本称为是“第三次败战”（注：第一次是幕府末期抗击美国黑船来袭时惨败，第二次是二战），认为前两次“战败”后之所以能崛起，根本原因在于分别通过“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彻底否定了“战前体制”，导入了崭新的体制和社会伦理。
为此，桥下必须集结一批志在改革日本体制的“革命派”。他创建“大阪维新会”，自任代表，并在大阪府议会取得压倒性席位。为在下届众议院选举中赢得主动，桥下上月又成立了“维新政治塾”，应征者人数远超预期，除多名现任国会议员外，还有众多中央省厅官员及地方议员等。桥下提出的目标是，在下届众议院选举中“拥立300名候选人、力争取得200议席”，这是非常具有野心的目标。
身为地方首长的桥下彻多次表态称，无意于从“地方政治”问鼎“国政”，但这更多是安抚大阪选民的权宜之计，正如他未从政前曾表态“对从政没兴趣”但最终食言了一样，谁会相信他真的对问鼎“国政”毫无兴趣呢？大阪市民是否期待桥下彻的“体制革命”不得而知，但只要支持率居高不下，他就将是日本政界举足轻重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