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标语怎样影响了“浙江模式”

    人们对中国政治的概念化认知，往往强调中央政策的作用，掩盖了地方经济政治体制的变化。法国里昂大学的学者甘伯纳（Bernard Ganne）和石路（Shi Lu）研究了中国地方制度的变迁，他们选取浙江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解析浙江模式背后的成功因素。    

    两位学者认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政治体制的不断改进。而政治体制的不断改进，则体现在新的政策标语不断涌现。通过在公共空间大规模地展示和呼吁，标语可生动地展示政府的政策倾向。

    作者具体研究了永康和义乌的案例，试图通过对当地各时期标语的分析，探究当地政府的经济发展理念，并以此分析政治标语的影响。

    永康：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以商促工，工贸联动”

    永康在建国前就有良好的手工业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类似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标语，个体经济被严格禁止，众多手工业者被组织成社，但工作效率低下，逐渐被淘汰，农村经济彻底回复到自然经济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个体户开始出现。但在改革开始初期，割资本主义尾巴思想依然存在，当永康农民向临近地区出售手工产品时，他们甚至会被逮捕。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发展的重要性后，地方政府转而鼓励地方小规模经济的发展，宣传标语因此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了“家家办工厂”。

    新的标语马上有了效果，总共只有180户人家的墁塘村，出现了170家工厂和作坊。因为这些家庭工厂受到各方面限制，它们只能进行联合。意想不到的是，这种村级企业模式非常成功，以致这种模式很快被永康地方政府认可，当地出现了“四个轮子一起转”的标语，呼吁众多小型家庭企业进行类似整合。至1985年，永康登记在册的企业达到了2000家，雇佣的劳动力达4万人。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私营经济被官方认可，永康马上出现了“开放兴县，工业强县”的标语，并建立专门工业园区，将已成规模的民营经济纳入其中。上世纪90年代，当地又出现了有限责任公司和工业集团之类的新式组织结构，同时，工业发展催生商业需求，永康出现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的标语，具体体现是出现了五金城等类型的商城，为企业主和商人创造了联系的场所。

    义乌：从“为集体积肥”到“小政府，大市场”

    与永康不同，义乌从最早的“鸡毛换糖”到现在的国际小商品城，经济基础始终都是商业。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义乌出现了“赶社会主义的大集”和“为集体积肥”的标语，标志着政府对商业贸易的支持，商业传统得以重新发展，商人们也摆出流动摊位，进行更大范围的市场行为。

    随着商业发展，商品的范围逐渐扩大，地方政府最初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最后则在当地居民的压力下，放宽了对商业的管制，出现了“买天下货，卖天下货”的标语。

    在义乌发展的初期，地方政府起了决定性作用，工商局在政府和商人之间扮演着协调的中间人角色。有了强有力的地方支持和商业基础，义乌市政府率先提出了“兴商建市”的发展策略，对义乌以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后来，伴随着小商品城的建立，政府对自身定位日益明确，将自身定位成社会的管理者和引导者，为市场参与者的合作创造条件，逐渐推动“小政府，大市场”的局面。

    永康和义乌的成功，当然是因为两地有一定的工商业基础，但这些单薄的基础并不能直接造就它们如今的成功。其实，它们的成功道路充满了曲折。作者发现，真正促成两地经济发展的因素，除了政府的支持，还包括群众对自身权益的不断争取。只有当地方群众充分发挥自身潜力，保护自身利益，当政府将自身定位成社会的管理者，制定相应政策，永康与义乌的成功才成为可能。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