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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搞英美的无监管市场模式，也不能搞欧洲大陆的赤字福利国家模式。即使是另一选项“亚洲增长模式”——如果真有这种模式的话——也并没有防止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社会、政治动荡和不稳定的浪潮今年席卷全球，群众纷纷走上真实或虚拟的街头：阿拉伯之春、伦敦骚乱、以色列中产阶级抗议房价高涨和通胀压力、智利大学生游行、德国有钱人豪车被毁、印度反贪污运动等。纽约及全美则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这些抗议虽然没有统一的主题，但却以不同方式表达出全世界劳动和中产阶级的深切忧虑——眼看权力日益向经济、金融和政治精英集中，他们感到前途茫茫。让他们感到担忧的原因很明显：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高，年轻人和工人的教育和技能不足，对贪污腐败（有的披着合法外衣，如政治游说）的愤慨，以及发达国家与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内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大幅加剧。
当然，这么多人感受到的无力感，不能简单归咎于单一因素。加剧不平等的原因很多：中国和印度的23亿人口加入全球劳动力大军，压缩了发达经济体内低技能蓝领岗位和可外包白领岗位的数量和薪酬；偏重某些技能的技术革新；赢者通吃效应；原先的低收入国家在经济迅速增长后，收入和贫富差距很快便出现；有待改进的累进税率等。
在一定程度上，私人和公共部门杠杆加剧及相关的资产、信贷泡沫，也是不平等的结果。过去几十年，除了富人外，所有人的收入增长都普普通通，这导致了收入与消费欲之间的鸿沟。英美国家的对策是通过金融自由化实现信用大众化。结果，因为家庭大量借贷来弥补不足，推高了私人债务。欧洲则试图靠公共服务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来填补鸿沟。然而，这些开支却没有足够的税收来支撑，因此推高了公共赤字和债务。结果，大西洋两岸，高筑的债台终于变得不可持续。
因为最终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和对未来需求的不确定，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目前正在裁员。但裁员让劳动收入下滑和扩大不平等，进一步地削弱了最终需求。由于企业的劳动成本就是人们的劳动收入和需求，所以个别公司看起来是理性的行为，合起来就具有破坏性。
结果，自由市场无法制造足够的最终需求。以美国为例，削减劳动力成本大大减少了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重。信贷耗尽，对几十年来通过收入和财富再分配所产生的总需求影响严重——从劳动力到资本、从工资到利润、从穷人到富人及从家庭到企业的重新分配都遭受影响。
这是老问题了。马克思过分鼓吹社会主义，但他认为全球化、无约束的金融资本主义，收入和财富由劳动力向资本转移，会导致资本主义自我毁灭，这个看法却是正确的。正如他所说的，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会不时导致产能过多和消费不足，具破坏性的金融危机也会因为信贷泡沫和资产价格的循环消长而一再爆发。
即便在大萧条前，欧洲开明的“中产阶级”也认识到，要避免革命，工人的权益必须得到保障，工资和工作条件必须改善，也需要建立福利国家制度以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并资助公共品——教育、医疗和社会安全网。大萧条加速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国家接过了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要扮演这个角色，需要对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并为所有人提供经济机会，来扩大公共品的供给，支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随着经济和金融危机日趋频繁和深重，社会福利国家的崛起，是（往往是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国家）对群众革命等威胁的对策。这带来了社会和经济相对稳定的30年——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叶。在这段时期，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中等收入的水平也迅速提升。
金融体系必须得到审慎监管的教训，在里根—撒切尔时代被遗忘了。当时，欧洲社会福利模式的一些缺陷，造成了放松监管的强烈欲望。这些缺陷反映在巨大的财政赤字、过度监管和经济缺乏活力，在当年导致增长粘滞，后遗症则是如今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
然而，英美自由放任模式如今也一败涂地。要稳定市场取向的经济，就必须回归到市场和公共品供给之间的恰当平衡。这意味着既不能搞英美的无监管市场模式，也不能搞欧洲大陆的赤字福利国家模式。即使是另一选项“亚洲增长模式”——如果真有这种模式的话——也并没有防止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凡是不能适当地应对不平等问题的经济模式，最终都会面临合法性危机。除非市场和政府的经济角色重新找到平衡，2011年的抗议浪潮将愈演愈烈，社会、政治不稳定最终也将危害长期经济增长和福利。
□本文摘编自辛迪加项目网站，作者系鲁比尼咨询公司主席、纽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