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情况瞬息万变。卡扎菲的外交部长和忠实追随者库萨,在前些天一觉醒来,发现叛军已宣布占领了卡扎菲的老家苏尔特。于是他匆忙叛逃出国。库萨的叛逃和叛军的得势或许仅是巧合。
这场由一系列小规模冲突组成的战争,局势反复无常,很难预料,任何一方的胜势都难长久。因此,有叛逃想法的人必须迅速决定,立即行动。
11天前,我怀着可能被捕的恐惧,从突尼斯来到的黎波里。今年2月,我曾非法进入利比亚,还和东部的叛军共处了一些时日。我之前曾在报纸和其他地方评论过卡扎菲的精神状态 ,这也让我的情况更不安全。我们从几天前被政府军重新占领的城镇被一路驱赶过来。
沿路到处是烧毁的车辆,挑衅的标语挂满街边,墙上的弹洞显示这里曾遭卡扎菲坦克无情的轰击。
今天,这些地方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过。这些城镇在外观和政治上都被做了大扫除。在洗刷干净的白墙上,鲜绿的文字整齐地书写着每一个人对卡扎菲上校的爱戴。商店里摆满水果和肉制品。街上的人们像过去一样,眼睛看着地面,疾步快走,互不交谈。
在这场奇怪的冲突中,可能还有1000次的反复,但此时此刻,卡扎菲上校对西部的控制似乎是稳固的。
卡扎菲身边那些可能打算效仿库萨的高官们,放下了收拾好的行李,也不再担心他们的司机是否已经给汽车加满了油。之前曾传言可能叛逃的能源部长和信息部长都对公众说,他们哪儿也不去。
现在,从任何角度来看,卡扎菲上校都掌控着这里。
联军时不时投出的导弹和炸弹,加上类似库萨这样的口碑极差的叛逃者,并不足以颠覆卡扎菲政权。如果我这么说冒犯了那些坚信卡扎菲必败的人,那我就先道个歉。
但是在大家怀疑我是拿着卡扎菲的钱为他说话,或直觉上认为我是在为某个损害不列颠国家利益的组织工作之前,我要先描述一下我身居敌国首都从事新闻报道的诡异行当。
和敌人共眠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曾经和英国发生过小规模(没有宣战)战事的国家,如阿根廷、塞尔维亚、伊拉克(两次),甚至包括塔利班,都曾允许英国记者进入其首都,并在或多或少的限制下进行报道。
在敌国报道很不容易,经常不安全,尤其是在美国轰炸的时候。但这种工作却有重要作用,因为对对手了解越多,我们就越容易理解冲突的本质,也就越容易找到解决方法。
“如果能赶上1944年,你绝对不会跑到柏林去报道吧?”酒吧混混发出挑衅的质疑,似乎这是反驳我的强有力论据。其实,如果当时有可能的话,我们一定会去,而且不仅仅是BBC,《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报》及任何媒体都会去。
和利比亚的媒体不同,我们不需要不分是非地为“伟大”领导人的政策提供支持。
就目前而言,站在另一方报道这场战争似乎比以往的历次战争都要容易。
现在,与巴格达和贝尔格莱德平民被无情杀害的情况相比,联军并未造成人道灾难。(我的同事杰尔米·博文在1991年完整而精确地报道了美军钻地炸弹烧死400多名身处地下掩体的妇女儿童的事件,却被《每日邮报》抨击为叛徒)
现在,北约的团结也不像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那样受到压力。
当时,阿拉斯泰尔·坎布尔和首相托尼·布莱尔指控我受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指导,因为我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那条令人震惊的消息,称北约炸弹暂时把南斯拉夫的反对派也推到了米洛舍维奇一边。(“那个道貌岸然的W”——我从坎布尔的日记中得知了布莱尔是如此称呼我的)。之后,2003年,这两个人用更坏的语言指责我,到头来却害了自己。
之前的经历使北约此次轰炸如此小心,对北约而言,没有什么比轰炸塞尔维亚电视台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更损害自己的事业了。
至于英国媒体,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像撒切尔时代那样,根据政治口味来显示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难道我们不是从这些小规模战争中获得了一些成长吗?
我希望如此。
(作者近期采访了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后者称库萨不是叛逃,而是得到允许赴英国治病去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