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捍卫隐私权之战曙光初现
作者［美］ 爱德华·斯诺登
《
青年参考
》（
2015年06月17日
03
版）
越来越多的个人、政府和企业正在行动起来，用立法和技术来保卫公民的隐私权。得益于此，以美国NSA为中心的监控之网开始被削弱，但双方的持久战依然难分胜负。
两年前，在香港某酒店的一个房间里，我和3名记者一边紧张工作，一边等着看全世界将对一则新闻作何反应。这则新闻就是，美国境内几乎所有的电话记录均处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监控之下。随后，这3名记者和其他人公开了大批文件，揭露出“民主国家的政府一直在监控普通公民的私人活动”的事实，而后者并没做错任何事。
几天内，美国政府就用行动做出了回应，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通过的反间谍法，把我告上了法庭。律师还告知上面提及的记者，如果回到美国，他们将面临被逮捕或被传唤的风险。政客们纷纷谴责说，作为美国人，我们不该如此行事，甚至给我们扣上了叛国的帽子。
有些时刻，我在内心深处会有一丝担忧：我们冒着失去优越生活条件的风险这样做，到头来却可能一无所获，公众可能对我们的爆料漠不关心，或报之以冷嘲热讽。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庆幸。
两年来，事情发生了深刻的改变。NSA旗下的电话监控项目先是被法庭裁定为非法，随后又遭到国会的反对。由白宫委派的监督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这一项目迄今未能阻止任何一起恐怖袭击，现在，就连为其正当性做过辩护、严厉批评过泄密之举的总统，也下达了终止该项目的命令。
公众展现了他们的力量。
以《爱国者法案》为依据而大规模监听私人电话的做法被叫停，是公民权利的历史性胜利；但这胜利不过是全球意识发生变化的最新产物。
2013年以来，欧洲各地的机构已将类似法律和行动裁定为非法，并对未来的行动做出了新的限制。联合国指出，大规模监听项目无疑侵犯了人权。在拉丁美洲，巴西公民几经努力，促成了《互联网公民权利框架》出台，它是互联网领域的《权利法案》。欧洲委员会也意识到，已然知情的公民在纠正政府逾矩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是要求相关方面出台新法，保护揭秘者。
法律领域之外的进展，更加迅猛。
技术专家们不知疲倦地改进了设备的安全性能，以及互联网本身的语言。关键基础设施中鲜为人知的漏洞，此前曾被政府用来为大规模监控提供便利，如今已被发现和纠正。基本的保护手段，如加密，目前在苹果等先锋企业的产品中已默认“设置为打开”，它们能确保“手机即使被盗，个人隐私仍不会泄露”。这些技术变革可以确保人们无论在哪国，都能享有基本的隐私权。
尽管我们取得了长足进步，隐私权——美国《权利法案》中规定的各种自由的基础，仍面临威胁。世界上一些最受欢迎的网络服务已成为NSA的同伙，数十亿条手机定位记录仍在受到监控。我们已获悉，政府通过“后门”弱化了互联网的基本安全，这让私生活不再私密。揭示个人联络信息和普通互联网用户兴趣的元数据，仍在以空前规模被截获和监控：当你在网上阅读这篇文章时，美国政府就会留下一条记录。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的间谍部门负责人正在利用最近发生的悲剧寻求新的权力，尽管有证据显示，此类项目并不会阻止袭击发生。英国首相卡梅伦不久前发问：“我们要不要允许一种我们无法破解的通讯手段存在？”他很快找到了答案，称：“许久以来，我们都是一个被动宽容的社会，告诉我们的公民：只要你们遵守法律，我们就给你自由。”
回到世纪之交，几乎没人能想象，民主发达国家的公民需要在本国领导人面前捍卫开放社会的理念。
然而，力量平衡已开始转变。我们正在见证“后恐怖一代”的成长，他们拒绝接受由孤立事件来定义的世界观。“9·11”事件以来，我们首次看到了一种政治思路正在成型，它不囿于恐惧，而是青睐韧性和理性。凭借法庭上的每场胜利，以及法律的每次改变，我们都已证明，事实比恐惧更有说服力。我们已重新发现，一种权利的价值不在于它隐藏了什么，而是在于它保护了什么。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
越来越多的个人、政府和企业正在行动起来，用立法和技术来保卫公民的隐私权。得益于此，以美国NSA为中心的监控之网开始被削弱，但双方的持久战依然难分胜负。
两年前，在香港某酒店的一个房间里，我和3名记者一边紧张工作，一边等着看全世界将对一则新闻作何反应。这则新闻就是，美国境内几乎所有的电话记录均处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监控之下。随后，这3名记者和其他人公开了大批文件，揭露出“民主国家的政府一直在监控普通公民的私人活动”的事实，而后者并没做错任何事。
几天内，美国政府就用行动做出了回应，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通过的反间谍法，把我告上了法庭。律师还告知上面提及的记者，如果回到美国，他们将面临被逮捕或被传唤的风险。政客们纷纷谴责说，作为美国人，我们不该如此行事，甚至给我们扣上了叛国的帽子。
有些时刻，我在内心深处会有一丝担忧：我们冒着失去优越生活条件的风险这样做，到头来却可能一无所获，公众可能对我们的爆料漠不关心，或报之以冷嘲热讽。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庆幸。
两年来，事情发生了深刻的改变。NSA旗下的电话监控项目先是被法庭裁定为非法，随后又遭到国会的反对。由白宫委派的监督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这一项目迄今未能阻止任何一起恐怖袭击，现在，就连为其正当性做过辩护、严厉批评过泄密之举的总统，也下达了终止该项目的命令。
公众展现了他们的力量。
以《爱国者法案》为依据而大规模监听私人电话的做法被叫停，是公民权利的历史性胜利；但这胜利不过是全球意识发生变化的最新产物。
2013年以来，欧洲各地的机构已将类似法律和行动裁定为非法，并对未来的行动做出了新的限制。联合国指出，大规模监听项目无疑侵犯了人权。在拉丁美洲，巴西公民几经努力，促成了《互联网公民权利框架》出台，它是互联网领域的《权利法案》。欧洲委员会也意识到，已然知情的公民在纠正政府逾矩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是要求相关方面出台新法，保护揭秘者。
法律领域之外的进展，更加迅猛。
技术专家们不知疲倦地改进了设备的安全性能，以及互联网本身的语言。关键基础设施中鲜为人知的漏洞，此前曾被政府用来为大规模监控提供便利，如今已被发现和纠正。基本的保护手段，如加密，目前在苹果等先锋企业的产品中已默认“设置为打开”，它们能确保“手机即使被盗，个人隐私仍不会泄露”。这些技术变革可以确保人们无论在哪国，都能享有基本的隐私权。
尽管我们取得了长足进步，隐私权——美国《权利法案》中规定的各种自由的基础，仍面临威胁。世界上一些最受欢迎的网络服务已成为NSA的同伙，数十亿条手机定位记录仍在受到监控。我们已获悉，政府通过“后门”弱化了互联网的基本安全，这让私生活不再私密。揭示个人联络信息和普通互联网用户兴趣的元数据，仍在以空前规模被截获和监控：当你在网上阅读这篇文章时，美国政府就会留下一条记录。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的间谍部门负责人正在利用最近发生的悲剧寻求新的权力，尽管有证据显示，此类项目并不会阻止袭击发生。英国首相卡梅伦不久前发问：“我们要不要允许一种我们无法破解的通讯手段存在？”他很快找到了答案，称：“许久以来，我们都是一个被动宽容的社会，告诉我们的公民：只要你们遵守法律，我们就给你自由。”
回到世纪之交，几乎没人能想象，民主发达国家的公民需要在本国领导人面前捍卫开放社会的理念。
然而，力量平衡已开始转变。我们正在见证“后恐怖一代”的成长，他们拒绝接受由孤立事件来定义的世界观。“9·11”事件以来，我们首次看到了一种政治思路正在成型，它不囿于恐惧，而是青睐韧性和理性。凭借法庭上的每场胜利，以及法律的每次改变，我们都已证明，事实比恐惧更有说服力。我们已重新发现，一种权利的价值不在于它隐藏了什么，而是在于它保护了什么。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