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心是读书者的隐形枷锁

    也许，只有当我们“不为什么而读书”，才能从阅读中获得自由。

    大学毕业前夕，我去图书馆注销借书证。等候期间，在公共电脑检索借阅记录，发现所借第一本书，竟是贾平凹的《废都》。大一那年，借书以文学尤其中西经典为主，不由怅然久之，深恨少不更事，枉费日月，倘早早从政治学读起，想必此刻腹中会充实一些。

    走出图书馆，回头一想，却觉得那时的阅读状态最是难得，没有压力，没有目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此后的阅读行旅，或者受制于学术计划，或者被问题意识驱逐，固然别有一番况味，不乏欢愉和圆满，却无多少自由可言。

    我们从小，不，应该说，我们的祖先从小，就被教育：读书有什么用，读书能带来什么，要为什么而读书。最经典的古训莫过于“书中自有千钟粟……”

    由此不难窥见，读书之于古人，只是工具。书被视为手段、路径，而非目的，目的则是书中埋藏的权力、财富与美人。包括圣贤在内，人们都对读书坚持功利主义的考量。

    近百年来，我们听到一句嘹亮的口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大抵是“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升级版，曾令多少国人热血沸腾，亢奋不已，以为从此找到了读书的方向，打开书页，就能看见中华崛起的璀璨明天。

    可惜，这依旧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读书观。读书未必有助于中华崛起（问题不在读书，而在读什么书，怎么读书，知行如何合一），中华崛起的沉重感却常常压倒了读书。

    我不反对中华崛起，正如我不反对读书，我反对将两者捆绑在一起。因为，它背后潜伏的至少有两点：书不能白读，书中有宝藏。结果往往令人失望，导致人们滑入另一可怕的极端：读书无用论。“读书有用论”与“读书无用论”一纸之隔，弹指即破。

    我们能不能换个视角，换一种问法，不再是“为什么读书”，而是“不为什么而读书”呢?

    我只是希望，我们读书，能少一些功利，少一些精神束缚，少一些求知欲以外、五光十色的欲望。无论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还是中华之崛起，往往构成了脆弱的书脊所不能承受之重。重压之下，读书人一无所得，反而丧失了对书籍和知识最自然的爱欲。

    说起来，“不为什么而读书”的最佳语境，当是监狱。有多少中国人，梦寐以求在牢里读书呢。大概惟有在此，读书才能纯粹化，祛除一切目的，抛开一切负累，监狱剥夺了他们肉身的自由，却换来了心灵的自然。反过来看，尘世之中，读书人是如何不得自由？

    20世纪30年代，胡适被问及自己的梦想，答：“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但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

    其实胡适一生，读书极具功利性，从他阅读的书目，可窥见社会的转向；而且，他的读书时间常为国事所压迫。所以，十年牢狱，十年读书，当是他的肺腑之言。

    为什么而读书，不免焦灼，当这个目标不能实现，更不免痛苦。如此，读书何以为乐？也许，只有当我们“不为什么而读书”，才能使新青年书店的那句口号发出悦耳的回响——

    “阅读必叫人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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