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外国移民，却仇视他们
德国“排外主义”暗疮难除
本报记者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5年02月04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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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耶斯韦需要外国医生，却依旧仇视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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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医生阿里，虽然为霍耶斯韦达的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却仍饱受当地人的歧视。 |
2015年1月，德国多座城市接连出现“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的伊斯兰化”（Pegida）游行。Pegida被批评为“偏执的排外行为”、“德国的耻辱”，但参加游行的人数有增无减。和平与文明似乎并未治愈德国排外的暗疮。
被外国人拯救的德国小城
上午11点，浓雾逐渐消散，在社会主义风格的高楼上空形成一个圆圈，德国东部小城霍耶斯韦达的一天开始了。来自布拉格的主治医师罗伯特·多诺万正要为患者进行内窥镜检查。麻醉针已准备就绪，罗伯特用歌唱般柔和的声音安慰女病人：“你放心睡吧，剩下的工作交给我。”
楼上是妇产科，一位黎巴嫩医生正在为孕妇做腹部彩超。“是女孩。”他笑着告诉幸福得热泪盈眶的准妈妈。
隔壁的儿科病房里，来自苏丹的资深医生塔里克·加利尔用听诊器检查一个孩子的腹部，他用米老鼠的声音和孩子说话，逗得小病人咯咯直笑。
在这座距离柏林160公里的医院里，救死扶伤是每天的日常工作。医院是经过改造的6层混凝土建筑，坐落于东德时期被视为社会主义楷模的霍耶斯韦达。
1989年德国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后，霍耶斯韦达在一夜间空了一半。年轻人争相离开，让这座城市迅速衰老——在3.5万名居民中，1/3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
医院被保留下来。这家有400余张床位、131位医生的医院是当地最好的医疗机构。为防止其衰落，这座城市聘请外国医生填补空缺。现在，这家医院中1/3的医生是外国人。
社会学家纷纷到霍耶斯韦达取经，学习解决医护人员短缺的方法，也学习如何摆脱排外的包袱。
“排外主义”阴魂不散
2014年秋天，霍耶斯韦达市中心竖起一座纪念碑，让人们铭记24年前的排外暴动，基座上写着“霍耶斯韦达不会忘记1991年的秋天”。市长、记者和医院的行政人员到场参加揭幕仪式。市长开始赞扬“包容的城市”和“友善好客的文化”时，5名新纳粹分子出现在摄像机前，大吵大嚷。
1991年9月17日，霍耶斯韦达的一群年轻人殴打越南和莫桑比克的劳工，后者不得不把自己关在作为宿舍的旅店中。袭击者向旅店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导致32人受伤。袭击持续了5天，几百名当地人在旅店前高喊仇恨口号。政府不得不用大巴把外国人运出城。暴徒们在街上欢呼，庆祝小镇回归“没有外国人”的生活。这起事件被认为是1938年排犹的“水晶之夜”之后，最严重的种族主义暴动。这座小城成为外国人不敢涉足的禁区。
霍耶斯韦达的“排外暴动”是上世纪90年代德国一系列袭击外国人活动的开始。随后两年发生在德国多个城市的袭击外来劳工和避难者的事件，导致了多人死亡。当时，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马蒂亚斯·赛克写道：“霍耶斯韦达已成为新纳粹的代名词，德国人完全暴露了他们的丑陋。”
此后，这样的“排外主义”并未在德国消失，而是愈演愈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Pegida游行最火爆的萨克森州只有2%的外国人口，可当地人仍喊着口号要将他们“清除出去”。游行席卷了欧洲，在曾经属于东德的城市尤为激烈，示威者甚至喊出了1989年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时的口号：“我们才是人民！”
游行队伍中看不到新纳粹的标志，游行者也没有诉诸暴力。有示威者表示，不断涌入的难民和移民让自己焦虑。
英国《卫报》援引德国政府披露的数据称，2014年有46.5万名移民进入德国，其中约20万人是中东难民。经合组织的报告显示，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移民目的地。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与德国相比，美国是“唯一不排外的经济大国”。
德国政府的报告显示，2013年，德国境内攻击外国人的案例增加了20%，达到473起。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排外分子对难民的恐吓和偏见令他担忧。
排外重灾区成为包容的“试验场”
霍耶斯韦达医院中大量的外国医生，似乎正在弥合排外主义带来的伤口。
安德烈亚斯是这家医院的CEO，招募外国医生正是他的主意。他说，如果没有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中东的医生，医院早就关门了。
如今，有超过3.5万名外国医生在德国工作，但仍有数千个岗位空缺。德国的医学生更愿意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英国或瑞士工作，因为那些地方的收入更高。
即使外国人为德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儿科医生加利尔也深知，“排外主义”并没有消失。“敌意变小了，但还存在。”他说，他的欧洲同事没有这样的困扰，“主要是因为我的肤色”。
5岁的小男孩流着鼻涕，咳得厉害，母亲陪他走入诊室。她金色的头发上挑染着一缕缕紫色。当她看到加利尔时大笑起来。后者有点儿像年轻时的迈克尔·杰克逊，有着黑色的皮肤和非洲卷发。这位母亲说：“他的吹风机一定是在脸上爆炸了。”
下一位病人马克思肚子疼，加利尔的诊断是，他吃了太多薯片。患者的父亲用讽刺的语气说：“你一定从我们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吧，比如言谈举止，还有怎么当个护士。你要好好尊重我们！”
加利尔对这些冒犯十分熟悉，他甚至觉得自己像人道主义义工。他告诉《明镜》周刊，自己本来想跟随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到非洲去，结果到了德国。
加利尔和父母逃离内战中的苏丹来到德国时只有12岁。当霍耶斯韦达出现在电视上时，母亲要他发誓，不会踏进这个排外的小城。当时，他们一家住在荷德边境的政治庇护所里，听到过各种带有种族色彩的辱骂，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身边多数是宽容、自由的人。在家里，他和家人只说德语，父亲甚至在桌边放了一本德语辞典。加利尔有4个兄弟姐妹，其中一人当了法律教授，其余的都是医生，他们也加入了德国国籍。
加利尔第一次来到霍耶斯韦达是为休假的朋友替班。他向路人询问医院所在地，人们对他视若无睹。他说他很少离开酒店，“30～60岁的人还好，年轻人是光头党，更老的人是纳粹分子，这就是我的看法”。他说，德国的种族主义是他选择在儿科工作的原因之一，“你可以帮孩子们改变”。
2015年1月，德国多座城市接连出现“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的伊斯兰化”（Pegida）游行。Pegida被批评为“偏执的排外行为”、“德国的耻辱”，但参加游行的人数有增无减。和平与文明似乎并未治愈德国排外的暗疮。
被外国人拯救的德国小城
上午11点，浓雾逐渐消散，在社会主义风格的高楼上空形成一个圆圈，德国东部小城霍耶斯韦达的一天开始了。来自布拉格的主治医师罗伯特·多诺万正要为患者进行内窥镜检查。麻醉针已准备就绪，罗伯特用歌唱般柔和的声音安慰女病人：“你放心睡吧，剩下的工作交给我。”
楼上是妇产科，一位黎巴嫩医生正在为孕妇做腹部彩超。“是女孩。”他笑着告诉幸福得热泪盈眶的准妈妈。
隔壁的儿科病房里，来自苏丹的资深医生塔里克·加利尔用听诊器检查一个孩子的腹部，他用米老鼠的声音和孩子说话，逗得小病人咯咯直笑。
在这座距离柏林160公里的医院里，救死扶伤是每天的日常工作。医院是经过改造的6层混凝土建筑，坐落于东德时期被视为社会主义楷模的霍耶斯韦达。
1989年德国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后，霍耶斯韦达在一夜间空了一半。年轻人争相离开，让这座城市迅速衰老——在3.5万名居民中，1/3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
医院被保留下来。这家有400余张床位、131位医生的医院是当地最好的医疗机构。为防止其衰落，这座城市聘请外国医生填补空缺。现在，这家医院中1/3的医生是外国人。
社会学家纷纷到霍耶斯韦达取经，学习解决医护人员短缺的方法，也学习如何摆脱排外的包袱。
“排外主义”阴魂不散
2014年秋天，霍耶斯韦达市中心竖起一座纪念碑，让人们铭记24年前的排外暴动，基座上写着“霍耶斯韦达不会忘记1991年的秋天”。市长、记者和医院的行政人员到场参加揭幕仪式。市长开始赞扬“包容的城市”和“友善好客的文化”时，5名新纳粹分子出现在摄像机前，大吵大嚷。
1991年9月17日，霍耶斯韦达的一群年轻人殴打越南和莫桑比克的劳工，后者不得不把自己关在作为宿舍的旅店中。袭击者向旅店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导致32人受伤。袭击持续了5天，几百名当地人在旅店前高喊仇恨口号。政府不得不用大巴把外国人运出城。暴徒们在街上欢呼，庆祝小镇回归“没有外国人”的生活。这起事件被认为是1938年排犹的“水晶之夜”之后，最严重的种族主义暴动。这座小城成为外国人不敢涉足的禁区。
霍耶斯韦达的“排外暴动”是上世纪90年代德国一系列袭击外国人活动的开始。随后两年发生在德国多个城市的袭击外来劳工和避难者的事件，导致了多人死亡。当时，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马蒂亚斯·赛克写道：“霍耶斯韦达已成为新纳粹的代名词，德国人完全暴露了他们的丑陋。”
此后，这样的“排外主义”并未在德国消失，而是愈演愈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Pegida游行最火爆的萨克森州只有2%的外国人口，可当地人仍喊着口号要将他们“清除出去”。游行席卷了欧洲，在曾经属于东德的城市尤为激烈，示威者甚至喊出了1989年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时的口号：“我们才是人民！”
游行队伍中看不到新纳粹的标志，游行者也没有诉诸暴力。有示威者表示，不断涌入的难民和移民让自己焦虑。
英国《卫报》援引德国政府披露的数据称，2014年有46.5万名移民进入德国，其中约20万人是中东难民。经合组织的报告显示，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移民目的地。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与德国相比，美国是“唯一不排外的经济大国”。
德国政府的报告显示，2013年，德国境内攻击外国人的案例增加了20%，达到473起。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排外分子对难民的恐吓和偏见令他担忧。
排外重灾区成为包容的“试验场”
霍耶斯韦达医院中大量的外国医生，似乎正在弥合排外主义带来的伤口。
安德烈亚斯是这家医院的CEO，招募外国医生正是他的主意。他说，如果没有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中东的医生，医院早就关门了。
如今，有超过3.5万名外国医生在德国工作，但仍有数千个岗位空缺。德国的医学生更愿意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英国或瑞士工作，因为那些地方的收入更高。
即使外国人为德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儿科医生加利尔也深知，“排外主义”并没有消失。“敌意变小了，但还存在。”他说，他的欧洲同事没有这样的困扰，“主要是因为我的肤色”。
5岁的小男孩流着鼻涕，咳得厉害，母亲陪他走入诊室。她金色的头发上挑染着一缕缕紫色。当她看到加利尔时大笑起来。后者有点儿像年轻时的迈克尔·杰克逊，有着黑色的皮肤和非洲卷发。这位母亲说：“他的吹风机一定是在脸上爆炸了。”
下一位病人马克思肚子疼，加利尔的诊断是，他吃了太多薯片。患者的父亲用讽刺的语气说：“你一定从我们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吧，比如言谈举止，还有怎么当个护士。你要好好尊重我们！”
加利尔对这些冒犯十分熟悉，他甚至觉得自己像人道主义义工。他告诉《明镜》周刊，自己本来想跟随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到非洲去，结果到了德国。
加利尔和父母逃离内战中的苏丹来到德国时只有12岁。当霍耶斯韦达出现在电视上时，母亲要他发誓，不会踏进这个排外的小城。当时，他们一家住在荷德边境的政治庇护所里，听到过各种带有种族色彩的辱骂，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身边多数是宽容、自由的人。在家里，他和家人只说德语，父亲甚至在桌边放了一本德语辞典。加利尔有4个兄弟姐妹，其中一人当了法律教授，其余的都是医生，他们也加入了德国国籍。
加利尔第一次来到霍耶斯韦达是为休假的朋友替班。他向路人询问医院所在地，人们对他视若无睹。他说他很少离开酒店，“30～60岁的人还好，年轻人是光头党，更老的人是纳粹分子，这就是我的看法”。他说，德国的种族主义是他选择在儿科工作的原因之一，“你可以帮孩子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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