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关怀”夺走老人的尊严
作者 阿曼达·格特曼 译者 陈荣生
《
青年参考
》（
2014年12月03日
3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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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众对死亡的恐惧，扭曲了对临终患者的关怀，也剥夺了后者的尊严。在过度医疗和安乐死之外，是否可以找到第三条道路，帮助每个人度过更有意义的晚年？
无论称之为“协助自杀”抑或“体面死亡”，“按自己意愿结束生命”一直都是新闻。
早在1997年，美国最高法院便裁决，宪法并不确保自杀的权利。但在公众舆论场，就成年人是否有权选择生死，目前远未形成统一见解。如果你在寻找论据，以求让自己继承安乐死先驱们的衣钵，甚至为协助自杀辩护，那么，阿图·加万德的《做个凡人》不是你的菜。
这并非因为加万德是保守分子。后者通常认为，任何人都无权终结自己的生命，即便是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相反，作为外科医生和《纽约客》杂志资深撰稿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持中间论调的；在涉及临终关怀的探讨中，本书再次反映出他在这个棘手问题上的中立。
就“死亡”的定义在近半个世纪里的变迁，加万德为读者呈献了详细但不枯燥的叙述。他用专业人士的声音，心平气和地讲述历史，间或插入他的亲友的真实经历。
加万德的祖父终生住在印度，他妻子的祖母亦然，同时还有他的一些“老”患者。他们全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变得虚弱、首次被病魔击倒、对家人的依赖、选择养老院……在作者笔下，乍看上去像是社会学研究的章节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为我们描绘了多数人总有一天会面对的时刻，这种时刻似乎是可怕的，但也具有让人产生满足感的可能性。
这些小故事帮助加万德更好地阐明了贯穿全书的线索：我们的死亡方式，仅仅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就已经面目全非；随着这种改变，许多新问题接踵而来。
害怕死亡令临终关怀变质
加万德的故乡在距孟买300英里的乡下，他的祖父在那里过着田园式的生活。即使他的健康恶化到了美国人会把他送去养老院的程度，亲友们也不会阻止他独自外出，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当他回到家，家属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在不发达地区，赡养老人是天理。
最重要的是，这位祖父有13位儿女。没有他们，如此高质量的老年生活是不可能的。
几个世纪前，欧洲的老人享有类似待遇。“孩子们一旦长大到足以组建家庭，就会陆续离开家，”加万德写道，“但通常会有一个孩子留在家里，而且往往是最小的女儿。”
当然，加万德并不否认，将老人从多代同堂的家庭转移出来是种胜利——不仅是对那些缺乏时间、金钱以及不想让老人留在家中的核心家庭成员，对老人自身也如此。事实上，经济有保障的老人通常不喜欢与子女共同生活。
因此，“养老院的崛起，为老人及其家属带来了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为吸引老人，这些为他们设计的场所必须充满积极的元素，有关死亡的话题要降到最低。而在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开始将死亡视为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加万德提到，以当今的风气，患者和医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坚持乐观的态度，宁愿冒手术的风险，而不愿意停下来进行开诚布公的恳谈。
他认为，现代社会已产生了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氛围下，人们非常害怕谈论死亡，于是愈发倾向于通过人工干预，来毁掉甚至缩短老人所剩无几的时间。
这种趋势也给公共医疗体系带来了沉重负担。在当下的美国，将近30%的医疗保险费用花在了患者生命的最后6个月中，也就是说，5%的美国人用去了一半的公共医疗开支。不过，加万德并不打算研究何时该放弃治疗，而是代之以探讨如何让老人的余生更有意义。
老人们只需要一点点乐趣
在《做个凡人》中，加万德提到，当一位被认为很有涵养的教授对外科医生说，“只要能高高兴兴地看球赛和享受巧克力冰淇淋，我就希望积极地活下去”时，他感到非常惊讶。作者由此领悟到，对许多人来说，有一点点乐趣就是足够的动力了。
加万德认为，“选择和责任”是确保老人找到自己最后岁月的意义的基础。他追溯了老年关怀机构的历史，指出，在最早的所谓“辅助生活”设施中，入住者是可以选择吸烟或饮酒的。所以，这种方式行得通是有道理的；让入住者能养鸟或种花的养老院，也很不错。
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他在该书中引用的调查结论显示，入住养老院的人们普遍反映，如果有机会给动物喂食或给植物浇水，他们会感到更开心。但他并没有考虑到，对一些病患而言，一旦失去了力量和自理能力，任何花招都无法使他们满足。
加万德的理想是让人人都能过上长寿而舒适的生活，直到无痛苦地终结生命。他坚信，只要活用现有的药物，这种状态完全可以达到，自然也就无需让安乐死之类合法化了。
然而，几乎就在此书付印的同时，11月1日，29岁的布里塔尼·梅纳德在俄勒冈州——医生能够合法协助绝症患者安乐死的少数州之一——结束了与脑癌的搏斗。“我们的医疗体制让梅纳德失望，”此后数日，加万德发表了对此事的见解，“她无法指望这样一种念头，即在病症愈发恶化的情况下，能够得以免受痛苦……她的优先考虑能够得到满足。”
如果她能自行解除痛苦，又何必非得依靠药物度过余生？《做个凡人》并未就此作答。
美国《赫芬顿邮报》
社会大众对死亡的恐惧，扭曲了对临终患者的关怀，也剥夺了后者的尊严。在过度医疗和安乐死之外，是否可以找到第三条道路，帮助每个人度过更有意义的晚年？
无论称之为“协助自杀”抑或“体面死亡”，“按自己意愿结束生命”一直都是新闻。
早在1997年，美国最高法院便裁决，宪法并不确保自杀的权利。但在公众舆论场，就成年人是否有权选择生死，目前远未形成统一见解。如果你在寻找论据，以求让自己继承安乐死先驱们的衣钵，甚至为协助自杀辩护，那么，阿图·加万德的《做个凡人》不是你的菜。
这并非因为加万德是保守分子。后者通常认为，任何人都无权终结自己的生命，即便是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相反，作为外科医生和《纽约客》杂志资深撰稿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持中间论调的；在涉及临终关怀的探讨中，本书再次反映出他在这个棘手问题上的中立。
就“死亡”的定义在近半个世纪里的变迁，加万德为读者呈献了详细但不枯燥的叙述。他用专业人士的声音，心平气和地讲述历史，间或插入他的亲友的真实经历。
加万德的祖父终生住在印度，他妻子的祖母亦然，同时还有他的一些“老”患者。他们全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变得虚弱、首次被病魔击倒、对家人的依赖、选择养老院……在作者笔下，乍看上去像是社会学研究的章节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为我们描绘了多数人总有一天会面对的时刻，这种时刻似乎是可怕的，但也具有让人产生满足感的可能性。
这些小故事帮助加万德更好地阐明了贯穿全书的线索：我们的死亡方式，仅仅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就已经面目全非；随着这种改变，许多新问题接踵而来。
害怕死亡令临终关怀变质
加万德的故乡在距孟买300英里的乡下，他的祖父在那里过着田园式的生活。即使他的健康恶化到了美国人会把他送去养老院的程度，亲友们也不会阻止他独自外出，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当他回到家，家属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在不发达地区，赡养老人是天理。
最重要的是，这位祖父有13位儿女。没有他们，如此高质量的老年生活是不可能的。
几个世纪前，欧洲的老人享有类似待遇。“孩子们一旦长大到足以组建家庭，就会陆续离开家，”加万德写道，“但通常会有一个孩子留在家里，而且往往是最小的女儿。”
当然，加万德并不否认，将老人从多代同堂的家庭转移出来是种胜利——不仅是对那些缺乏时间、金钱以及不想让老人留在家中的核心家庭成员，对老人自身也如此。事实上，经济有保障的老人通常不喜欢与子女共同生活。
因此，“养老院的崛起，为老人及其家属带来了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为吸引老人，这些为他们设计的场所必须充满积极的元素，有关死亡的话题要降到最低。而在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开始将死亡视为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加万德提到，以当今的风气，患者和医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坚持乐观的态度，宁愿冒手术的风险，而不愿意停下来进行开诚布公的恳谈。
他认为，现代社会已产生了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氛围下，人们非常害怕谈论死亡，于是愈发倾向于通过人工干预，来毁掉甚至缩短老人所剩无几的时间。
这种趋势也给公共医疗体系带来了沉重负担。在当下的美国，将近30%的医疗保险费用花在了患者生命的最后6个月中，也就是说，5%的美国人用去了一半的公共医疗开支。不过，加万德并不打算研究何时该放弃治疗，而是代之以探讨如何让老人的余生更有意义。
老人们只需要一点点乐趣
在《做个凡人》中，加万德提到，当一位被认为很有涵养的教授对外科医生说，“只要能高高兴兴地看球赛和享受巧克力冰淇淋，我就希望积极地活下去”时，他感到非常惊讶。作者由此领悟到，对许多人来说，有一点点乐趣就是足够的动力了。
加万德认为，“选择和责任”是确保老人找到自己最后岁月的意义的基础。他追溯了老年关怀机构的历史，指出，在最早的所谓“辅助生活”设施中，入住者是可以选择吸烟或饮酒的。所以，这种方式行得通是有道理的；让入住者能养鸟或种花的养老院，也很不错。
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他在该书中引用的调查结论显示，入住养老院的人们普遍反映，如果有机会给动物喂食或给植物浇水，他们会感到更开心。但他并没有考虑到，对一些病患而言，一旦失去了力量和自理能力，任何花招都无法使他们满足。
加万德的理想是让人人都能过上长寿而舒适的生活，直到无痛苦地终结生命。他坚信，只要活用现有的药物，这种状态完全可以达到，自然也就无需让安乐死之类合法化了。
然而，几乎就在此书付印的同时，11月1日，29岁的布里塔尼·梅纳德在俄勒冈州——医生能够合法协助绝症患者安乐死的少数州之一——结束了与脑癌的搏斗。“我们的医疗体制让梅纳德失望，”此后数日，加万德发表了对此事的见解，“她无法指望这样一种念头，即在病症愈发恶化的情况下，能够得以免受痛苦……她的优先考虑能够得到满足。”
如果她能自行解除痛苦，又何必非得依靠药物度过余生？《做个凡人》并未就此作答。
美国《赫芬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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