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在婚姻中处于从属地位，成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一旦感染，她们就要面对来自社会的压力和歧视……
墨西哥：男人强势致艾滋泛滥
作者 伊娃·赫尔绍 编译 张文智
《
青年参考
》（
2013年09月25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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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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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医护人员向女性介绍如何预防艾滋病 |
她们没做错什么，却被社会抛弃
桑德拉·维拉莉尔·马丁内斯身穿粉色背心和黑色裙子，鞋跟足有8厘米高。她走到几名中年女性面前，在塑料椅子上坐下来。
天很热，桑德拉额头上满是汗珠。她向她们微笑。她们在艾滋病病毒检测中呈阳性反应。
“今天我想跟你们谈谈安全套，”她举着安全套的包装袋，“你们有谁之前用过这个东西？”
有人一边用手中的笔记本扇风，一边盯着桑德拉手里的东西。有人看着别人，神情有些不自然。
只有一个人举手。
“很好，”桑德拉说，“那么，有人知道怎样打开这个包装袋吗？”
听众陷入沉默。
后排角落里站起一个男子。“让我来演示怎样打开这个袋子。首先，不要用牙咬，也不要用剪刀，记得查看有效期……”说着，他撕开包装，取出安全套。
听众咯咯地笑起来。
这是不久前发生在墨西哥恰帕斯州拉雷福马镇的一幕。
在这个艾滋病讨论会上，拉雷福马镇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女性第一次公开讲出她们的健康状况。讲到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时，她们开始流泪。
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墨西哥偏远地区的女性面临的可怕现实是：夫妻生活可能让妻子感染艾滋病病毒。
在恰帕斯州，女性难以获得工作，性教育很难开展。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夫妻生活中，安全套是不会被派上用场的，这导致很多女性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大男子主义害死人！”61岁的阿德拉·波尼拉一边开车一边说。
阿德拉是恰帕斯州专门为女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提供帮助组织的负责人。接下来的两天，她和桑德拉将在拉雷福马镇和附近的皮丘卡尔科镇举办关于艾滋病防治的讨论会。
“这里的大多数女性羞于谈论感染艾滋病病毒。”阿德拉说，“她们被社会抛弃，可她们没做错什么。”
“艾滋病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爱、忠诚和婚姻的认知”
恰帕斯州是墨西哥最贫穷的州，2012年墨西哥政府的一项统计显示，这里75%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外，该州在几项公共卫生指标上拖了墨西哥的后腿，比如，该州每10万人仅配备93名医生、45张医院床位，在墨西哥倒数第一。
在墨西哥，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感染者总数的18%。在恰帕斯州，这一数字为27%。
“艾滋病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爱、忠诚和婚姻的认知。”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女性联合体”负责人玛萨·菲戈罗阿·迈尔说。这一组织成立于24年前，致力于为遭受家庭暴力和强奸的女性提供帮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妮弗·赫希对墨西哥社会研究多年，她表示，在墨西哥偏远地区，“女性在性行为中处于被动地位，如果男性不愿使用安全套，她们只能接受。这让她们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
桑德拉认同赫希教授的说法：“在这个国家，只要男人愿意，他们就能和尽可能多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因为他们掌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他们赚钱养家。”
桑德拉的这一认识源于她的经历。
18岁那年，桑德拉在大街上遇到一个男子，他说他开设的餐馆需要服务员，待遇从优。这让没读过什么书、正在找工作的桑德拉动心，于是跟他到“餐馆”去。
“餐馆”其实是一家妓院。在接下来的3年里，桑德拉被迫每天为二三十位客人服务。每位客人付给妓院老板二三十美元，桑德拉只能“偶尔得到四五美元”。她也曾逃走，可每次都被抓回来。
前来寻欢的客人很少使用安全套。21岁时，桑德拉怀孕了。
堕胎后，妓院老板指派一对夫妇照顾桑德拉，在这对夫妇的帮助下，她逃了出去。
桑德拉没有想到，获得自由后，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她——被男友故意传染上艾滋病病毒。那时，她22岁。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病情讳莫如深
至今，艾滋病病毒已在桑德拉体内潜伏了8年。尽管之前的遭遇悲惨无比，但桑德拉仍从中发现了积极的一面。她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那“地狱般的3年里”活下来，惟一的原因是“上帝对我今后的人生进行了安排”。
这一安排就是，到医院、学校和监狱里讲述她的遭遇，以警醒世人，并带那些怀疑自己染病的人到医院做艾滋病病毒检测。
“镇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桑德拉说，“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一等。”
皮丘卡尔科镇医院的艾滋病专家曼纽尔·洛佩兹·维达尔是桑德拉的主治医生。他说，在艾滋病的治疗中，最让他头疼的是女性患者自暴自弃，她们厌恶自己，不愿接受治疗。桑德拉让他的工作取得了进展。
“桑德拉拜访这里的每位病人，同她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并为她们打气。”
1988年，美国作家、评论家、女权主义者苏珊·桑塔格在文章中写道，美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将在肉体死亡之前遭遇“社会性死亡”。这对2013年的恰帕斯州仍然适用。在这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往往被认为“不道德”。
“过去10年间，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没有多少改变。”恰帕斯州首府图斯特拉-古铁雷斯一家国营诊所的医生希门尼斯·瓦斯克斯说。这迫使该州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自己的病情讳莫如深，他们掩藏可能泄露病情的证据，编造谎言应对亲朋好友的询问。
2009年，19岁的卢西亚娜被男友马特奥传染了艾滋病病毒。得知马特奥可能因经常出入妓院而染上艾滋病病毒时，卢西亚娜很是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她要靠马特奥养活。
自从知道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后，卢西亚娜和男友严守秘密。即使同意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他们也小心翼翼地选择和记者谈话的地点，以免被别人听到。
马特奥说，每瓶药都写着他和女友的名字，但他俩会把名字涂抹掉，还把医生开的处方烧掉，“这样人们就不会发现什么了”。如果人们知道了真相，“我会被炒鱿鱼，还会被房东赶出去”。
如果马特奥丢了工作，卢西亚娜也将活不下去。如今的她依然没有工作，却有了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马特奥对当初寻花问柳懊悔不已，但他表示，这在他的朋友中“很平常”。
“我知道朋友们经常去妓院寻欢，真希望能把我的遭遇告诉他们。但如果我真的说了，他们很可能歧视我。”马特奥无奈地说。他还表示，有些朋友或许已经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情况没有我想得那么糟”
在拉雷福马镇的艾滋病讨论会上，奥古斯蒂娜说，一年前，她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是她最绝望的时刻，“一连几个星期睡不着，甚至不想活了”。
奥古斯蒂娜是被结发15年的丈夫传染的。这个因在妓院寻欢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男子抛下奥古斯蒂娜和7个孩子，离家出走。
大家静静听着奥古斯蒂娜的诉说，阿德拉的话打破了沉寂：“你们想对奥古斯蒂娜说什么？”
“你得坚强地过好每一天！”“要时刻记得，你还活着！”……大家七嘴八舌。
“你要同艾滋病病毒共同生活很长时间！”桑德拉说。
长达3个小时的讨论会结束了，参加讨论的女性似乎摆脱了心理负担。桑德拉和阿德拉分发安全套时，她们愉快地接受了。最年轻的玛利亚对大家说：“下次讨论会结束后，我请大家到我家吃饭。”
大家纷纷赞同。愉悦的气氛让奥古斯蒂娜的心情好了一些，她说：“我会好好治疗的，情况没有我想得那么糟。”
她们没做错什么，却被社会抛弃
桑德拉·维拉莉尔·马丁内斯身穿粉色背心和黑色裙子，鞋跟足有8厘米高。她走到几名中年女性面前，在塑料椅子上坐下来。
天很热，桑德拉额头上满是汗珠。她向她们微笑。她们在艾滋病病毒检测中呈阳性反应。
“今天我想跟你们谈谈安全套，”她举着安全套的包装袋，“你们有谁之前用过这个东西？”
有人一边用手中的笔记本扇风，一边盯着桑德拉手里的东西。有人看着别人，神情有些不自然。
只有一个人举手。
“很好，”桑德拉说，“那么，有人知道怎样打开这个包装袋吗？”
听众陷入沉默。
后排角落里站起一个男子。“让我来演示怎样打开这个袋子。首先，不要用牙咬，也不要用剪刀，记得查看有效期……”说着，他撕开包装，取出安全套。
听众咯咯地笑起来。
这是不久前发生在墨西哥恰帕斯州拉雷福马镇的一幕。
在这个艾滋病讨论会上，拉雷福马镇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女性第一次公开讲出她们的健康状况。讲到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时，她们开始流泪。
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墨西哥偏远地区的女性面临的可怕现实是：夫妻生活可能让妻子感染艾滋病病毒。
在恰帕斯州，女性难以获得工作，性教育很难开展。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夫妻生活中，安全套是不会被派上用场的，这导致很多女性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大男子主义害死人！”61岁的阿德拉·波尼拉一边开车一边说。
阿德拉是恰帕斯州专门为女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提供帮助组织的负责人。接下来的两天，她和桑德拉将在拉雷福马镇和附近的皮丘卡尔科镇举办关于艾滋病防治的讨论会。
“这里的大多数女性羞于谈论感染艾滋病病毒。”阿德拉说，“她们被社会抛弃，可她们没做错什么。”
“艾滋病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爱、忠诚和婚姻的认知”
恰帕斯州是墨西哥最贫穷的州，2012年墨西哥政府的一项统计显示，这里75%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外，该州在几项公共卫生指标上拖了墨西哥的后腿，比如，该州每10万人仅配备93名医生、45张医院床位，在墨西哥倒数第一。
在墨西哥，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感染者总数的18%。在恰帕斯州，这一数字为27%。
“艾滋病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爱、忠诚和婚姻的认知。”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女性联合体”负责人玛萨·菲戈罗阿·迈尔说。这一组织成立于24年前，致力于为遭受家庭暴力和强奸的女性提供帮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妮弗·赫希对墨西哥社会研究多年，她表示，在墨西哥偏远地区，“女性在性行为中处于被动地位，如果男性不愿使用安全套，她们只能接受。这让她们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
桑德拉认同赫希教授的说法：“在这个国家，只要男人愿意，他们就能和尽可能多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因为他们掌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他们赚钱养家。”
桑德拉的这一认识源于她的经历。
18岁那年，桑德拉在大街上遇到一个男子，他说他开设的餐馆需要服务员，待遇从优。这让没读过什么书、正在找工作的桑德拉动心，于是跟他到“餐馆”去。
“餐馆”其实是一家妓院。在接下来的3年里，桑德拉被迫每天为二三十位客人服务。每位客人付给妓院老板二三十美元，桑德拉只能“偶尔得到四五美元”。她也曾逃走，可每次都被抓回来。
前来寻欢的客人很少使用安全套。21岁时，桑德拉怀孕了。
堕胎后，妓院老板指派一对夫妇照顾桑德拉，在这对夫妇的帮助下，她逃了出去。
桑德拉没有想到，获得自由后，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她——被男友故意传染上艾滋病病毒。那时，她22岁。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病情讳莫如深
至今，艾滋病病毒已在桑德拉体内潜伏了8年。尽管之前的遭遇悲惨无比，但桑德拉仍从中发现了积极的一面。她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那“地狱般的3年里”活下来，惟一的原因是“上帝对我今后的人生进行了安排”。
这一安排就是，到医院、学校和监狱里讲述她的遭遇，以警醒世人，并带那些怀疑自己染病的人到医院做艾滋病病毒检测。
“镇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桑德拉说，“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一等。”
皮丘卡尔科镇医院的艾滋病专家曼纽尔·洛佩兹·维达尔是桑德拉的主治医生。他说，在艾滋病的治疗中，最让他头疼的是女性患者自暴自弃，她们厌恶自己，不愿接受治疗。桑德拉让他的工作取得了进展。
“桑德拉拜访这里的每位病人，同她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并为她们打气。”
1988年，美国作家、评论家、女权主义者苏珊·桑塔格在文章中写道，美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将在肉体死亡之前遭遇“社会性死亡”。这对2013年的恰帕斯州仍然适用。在这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往往被认为“不道德”。
“过去10年间，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没有多少改变。”恰帕斯州首府图斯特拉-古铁雷斯一家国营诊所的医生希门尼斯·瓦斯克斯说。这迫使该州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自己的病情讳莫如深，他们掩藏可能泄露病情的证据，编造谎言应对亲朋好友的询问。
2009年，19岁的卢西亚娜被男友马特奥传染了艾滋病病毒。得知马特奥可能因经常出入妓院而染上艾滋病病毒时，卢西亚娜很是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她要靠马特奥养活。
自从知道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后，卢西亚娜和男友严守秘密。即使同意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他们也小心翼翼地选择和记者谈话的地点，以免被别人听到。
马特奥说，每瓶药都写着他和女友的名字，但他俩会把名字涂抹掉，还把医生开的处方烧掉，“这样人们就不会发现什么了”。如果人们知道了真相，“我会被炒鱿鱼，还会被房东赶出去”。
如果马特奥丢了工作，卢西亚娜也将活不下去。如今的她依然没有工作，却有了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马特奥对当初寻花问柳懊悔不已，但他表示，这在他的朋友中“很平常”。
“我知道朋友们经常去妓院寻欢，真希望能把我的遭遇告诉他们。但如果我真的说了，他们很可能歧视我。”马特奥无奈地说。他还表示，有些朋友或许已经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情况没有我想得那么糟”
在拉雷福马镇的艾滋病讨论会上，奥古斯蒂娜说，一年前，她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是她最绝望的时刻，“一连几个星期睡不着，甚至不想活了”。
奥古斯蒂娜是被结发15年的丈夫传染的。这个因在妓院寻欢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男子抛下奥古斯蒂娜和7个孩子，离家出走。
大家静静听着奥古斯蒂娜的诉说，阿德拉的话打破了沉寂：“你们想对奥古斯蒂娜说什么？”
“你得坚强地过好每一天！”“要时刻记得，你还活着！”……大家七嘴八舌。
“你要同艾滋病病毒共同生活很长时间！”桑德拉说。
长达3个小时的讨论会结束了，参加讨论的女性似乎摆脱了心理负担。桑德拉和阿德拉分发安全套时，她们愉快地接受了。最年轻的玛利亚对大家说：“下次讨论会结束后，我请大家到我家吃饭。”
大家纷纷赞同。愉悦的气氛让奥古斯蒂娜的心情好了一些，她说：“我会好好治疗的，情况没有我想得那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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