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媒体担任监督角色更靠谱

    上个月，英国电子侦听机构——国家通信总部(GCHQ)的技术人员紧盯着《卫报》记者，以确保他们破坏了一台电脑，该电脑上装有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给他们的文件。最近，英国警方又借用反恐法律，拘留了《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的伴侣戴维·米兰达，并没收了他的文档。接下来的一幕是，NSA和GCHQ官员对于自己竟然让斯诺登带着大量机密潜逃，气得用头撞墙。这么做的有效性相同，还合法。

    英美官方本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因为斯诺登不肯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而是一走了之，先是逃至香港，后又逃往俄罗斯。然而，两国官方的行为正在不断损害这一优势。英国政府的行为，突显其不想让本国公民和媒体了解或质疑其以他们的名义做出的行为。

    同时，美国政府向我们保证，NSA不会收集有关美国人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数据，除非是出了差错。嗯，对此我们表示感谢，不过作为一个非美国人和非恐怖分子（在文氏图上，两者交集的部分占了世界人口的95%），这话不能让人安慰。

    就自由英雄而言，斯诺登和格林沃尔德也有种种缺点。斯诺登躲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掌的俄罗斯——其他话就不用说了。而格林沃尔德似乎是一个锱铢必较的人，喜欢在推特上对观点不同的人发起猛烈攻击。

    6月份，为了争取留在香港，斯诺登披露了关于NSA侵入中国移动通信网络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大学的细节。而最近，格林沃尔德对米兰达被捕的反应是，发誓与英国作对，并且相关报道会“更为激进，而不是相反”。

    不过，《卫报》和《华盛顿邮报》对斯诺登爆料的报道，基本上是有分寸的，而且负责任地针对合理的议题：数字化时代如何开展监听工作？政府对此类工作的管控是否恰当？他们扮演了监督员的角色，向我们透露了我们有权知道的事情。

    作为回应，英美政客和情报官员坚称，所有行动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而不负责任的言论会造成生命代价。记者了解的情况有限，无法判断什么东西应该保密。英国最接近GCHQ民主监督员身份的机构——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的主席马尔科姆·里夫金德爵士在BBC的广播中争辩说，《卫报》的行为越了界。他在广播中嘟囔道：“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相对于参与必要情报工作的人，作为报社主编或记者，你没有能力作出判断。”

    当然，报道NSA和GCHQ知道些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得知，确实牵涉到重大安全问题。如果二战时德国海军在《曼彻斯特卫报》(《卫报》前身——译者注)上读到GCHQ的前身布莱切利公园找到了破译其恩尼格玛密码的办法，那将是一场灾难。

    英国官方现在紧张兮兮的态度，也可以理解。他们知道，他们原本认为十分可靠的美国同僚，泄露了他们的秘密。并且NSA和GCHQ似乎都无法确定斯诺登到底带走了什么机密，以及格林沃尔德手上持有什么机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米兰达显然不是恐怖分子，但警方牵强地援引法律条文，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对他的行李进行突击搜查。

    这种局面也令《卫报》主编阿兰·拉斯布里杰陷入一种奇怪的境地。该报曾就跨国企业为规避英国税收将运营机构转移至低税率地区的做法，发表过极为耸人听闻的文章。然而现在他可能会将部分报道转至美国发表，以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难道只有轮到他自己的机构时，他才相信挑选法律管辖地的合法行为么？

    不过，考虑一下我们现在对NSA和GCHQ监听规模的了解，特别是这种监听对非美国人的影响。这两家机构与英美电信和科技公司有着密切联系，还会定期收集和存储人们发出的电子邮件和消息的元数据。只要他们得到合法授权，他们就能扫描成百万人的活动。

    在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许多企业和个人信息都存储在美国公司的服务器上，或者要经过美国的电信枢纽传输。这令NSA有可能获取不受美国法律保护的任何人的大量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人的信息。

    在此次爆料之前，我们对这种监听的庞大规模几乎一无所知。对这项工作的管控要么在不公开场合处理，要么——尤其是在英国——由那些持同情态度的监督人处理；只要没有违法，这些人就不会大惊小怪。在最近的年度报告中，英国通讯拦截专员保罗·肯尼迪爵士就曾赞扬GCHQ“最高程度地遵守了道德和法律”。

    只有基于斯诺登爆料的媒体报道才告诉我们，法律与技术的结合会出现什么结果。而且，多数报道都集中于NSA和GCHQ的监控范围，而不是披露可能危及安全的操作细节。

    由于这些报道的出现，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或间谍，确实可能会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可在另一方面，我们其他人更好地了解到自己隐私的局限。

    看看那些监督这些安全卫士的人，我宁愿由《卫报》来扮演监督角色。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