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西方的一面镜子

    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无太多特异之处。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另类”进而将其视作威胁，是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已不再自信。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排外是种病，患者害怕在其他文化的镜子里看到自己。作为他者，如今的中国也是一面可供别的国家从中看到自己的镜子——这面镜子暴露了后者试图回避的东西。照镜子的过程或许会让人不舒服，但对于建立自我认同非常重要。

    当然，照镜子的人不同，这种自省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印度或许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美国、欧洲甚至日本或许想起了自己丧失或即将丧失的权力。这些“映像”准不准确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中国的观感，暴露了隐藏在集体无意识当中的希望和恐惧。

    事实上，希望和恐惧是紧密相连的，恐惧的同时，人们往往会忘记自身。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产生威胁的事物上，他们忘记了自己的选择，也就失去了一定的自由。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深刻的自省”会让人不再有责任心去提升自我和改善世界。

    对中国（可能还包括伊斯兰）的恐惧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些为西方的衰落痛心疾首的著作经常提到，我们忘记并抛弃了成就自我的价值观：基督教精神、对乐观主义与科学真理的向往、消费导向的经济增长、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的信念……等等。

    但西方似乎忘了，今日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过去的反映。16至18世纪，欧洲积累了巨大的经济资本，但当时的它们并没有现在广受推崇的民主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正将欧洲的历史“重放”，欧洲的资本主义曾是由不那么民主的政治结构创造和维系的，相同的政治结构在当下的中国，却屡屡遭到西方抨击。这就相当于，中国把一个令人尴尬的秘密公诸于世了。中国其实没有太多的特异之处，它仅仅是再现了西方故意忘却的过去。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过很多关于中国政治体制优点的文章，即便如此，他在解释自己这些感悟时，遣词造句依然非常谨慎：

    我赞扬中国并不是真打算模仿其体制，而是担心我们（美国）自己的体制，最近，我发现我们无力做好某些事情，因此倾向于用过分理想化的、渴望的眼神看中国人。我们见识了他们的能耐，把我们缅怀的一些特质寄托在他们身上——乐观进取、说到做到、众志成城、不顾一切……这些态度曾经让我们建起高速公路和水坝，并把人类送上了月球。

    西方害怕中国，还由于后者软实力的提升迫使其正视现实，即西方自己也无法就现代性问题交出完美的答卷。正如弗里德曼指出，从表面上看，中国有着和其他国家一样的追求：繁荣、安全、尊重、影响力和幸福，西方世界有时可以接受这些，有时却无法接受。

    对许多人来说，恐惧中国，似乎表明中国很另类。但仔细想想每个“威胁”出现的情境就会发现，恐惧的根源恰恰在于中国和西方有相同的诉求，在同一个国际舞台上争夺影响力，仿佛要在这场西方开创的游戏中打败西方。换言之，并不是中国和西方“迥然不同”，才引发了我们的恐华情绪，而是因为中国崛起带来了疏离感，迫使西方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中国的软实力成为一种挑战，但如果想当然地认为，仅仅是软实力的存在，就意味着中国已经通过零和博弈的方式实现了所有目标，则与事实相去甚远。我们最多可以认为，中国正在摸索自己的解决方案，针对的依然是具有共通意义的现代性问题——经济发展、政治代表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影响、如何正确治理全球和国家体系……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几百年来，西方一直是当局者、规则制定者。现在，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西方为什么不可以在这场有关现代性的游戏中少玩、多看？旁观者的身份，可以更方便地给予西方不同的视角，客观地审视这盘游戏的进展。

    或许，中国发展带来的真正问题是：西方模式离它的极限究竟还有多远？为什么西方在有些时候无法兑现现代性的承诺？西方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是错了？中国的成功，会不会给西方带来突如其来的冲击？无论如何，西方不断提出所谓“中国视角”，反映了自身的无能为力。不然，中国视角将只不过是一个可选项，根本不具有被当作“威胁论”靶标的价值。

    摘自《中国软实力：谁在害怕中国》，中信出版社2013年7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