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涨工资拯救低收入者？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3年08月28日
20
版）
 |
2013年4月4日，美国纽约，快餐店员工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雇主提高工资。麦当劳、肯德基及Wendy’s等知名连锁快餐店的员工都加入了抗议队伍。图片来源 CFP |
虽然经济正在复苏，工资貌似在上涨，但对美国低收入者来说，日子正变得愈发艰难。近日的一项分析显示，在通货膨胀期间，名义上涨了工资的美国工人，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
经济复苏让低收入者生活更艰难
经济复苏也许正在实现，但伊丽莎白·卡斯蒂略还没有看到它的果实。这个58岁的女人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从事家庭健康护理工作，专门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
拥有30年护理经验的卡斯蒂略每小时收入7.5美元至8美元，具体数字取决于不同的公司。她上一次涨工资还是在3年前，从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7.25美元涨到了7.5美元。即便如此，她还是比刚入行的同事多赚四分之一。
但她发现，每星期多赚的这点钱，已经远远跟不上生活费用上涨的速度。
“我试着不去想它。”卡斯蒂略近日告诉美国《赫芬顿邮报》，“我只是学着适应形势。我知道这很难，但努力让自己乐观起来，不要消极以对。”
在漫长的经济衰退时期里，数以百万计像卡斯蒂略这样的低收入工人艰难度日，但经济复苏的后果更糟糕。美国经济智库EPI研究显示，当就业市场好转，低薪阶层工资增加的幅度往往小于中产阶级和高收入人群。国家就业法律计划最近的一项分析则表明，在通货膨胀期间，名义上涨了工资的工人，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
卡斯蒂略碰巧成为最大的输家。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家庭护理行业的实际收入2009年至2012年下降了5%，餐厅厨师下降了7.1%，食品制备工人下降了5.2%，女佣和管家则下降了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统计，餐厅服务员、洗碗工、收银员、迎宾员、游乐场工作人员、电影院引导员、农场工人和护理人员是收入最低的人群，时薪均不足10美元。
在明尼苏达州清扫商店的玛丽塞拉·弗洛雷斯每小时赚8美元，每周工作约40个小时，大约收入550美元，有资格获得政府提供给低收入人群的食品券，但日子还是过得很艰难。从去年开始，这个墨西哥女人就没涨过工资，不过她没什么更好的选择。
“我以前为其他公司工作过，时薪11美元或12美元，现在工资低得多了，”弗洛雷斯用西班牙语告诉《赫芬顿邮报》，“我试着找赚得更多的工作，但所有的清洁工薪水都在7.5～8.5美元之间。”
失业率很难降到保证工人议价能力的水平
去年年底，加利福尼亚州的酒店员工大卫·威廉姆森决定，与客房部的同事联手向公司施压，以求更合理的工资待遇。
“午休时间，我们走进食堂问每个人，他们过去和现在分别赚多少钱。”威廉姆斯告诉美联社。举着写有调查结果的纸板，一群工人走进上司的办公室，提出加薪要求，因为他们“所做比所得更有价值”。
今年早些时候，威廉姆森被告知所有人的工资都增加了1美元左右，他自己更是涨到了11.85美元，虽然仍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妻子，至少比之前多了不少。
威廉姆森毫不怀疑，如果自己从未提出抗议，绝不会看到现在的结果。“要不是被迫，没有任何公司会这么做。”
薪酬过低正在全美各地引燃绵延不断的劳工抗议活动。去年10月，沃尔玛员工在“黑色星期五”进行罢工游行，要求提高薪酬，大大小小的罢工活动一直持续至今。今年，纽约快餐行业工人举行抗议，要求最低时薪达到15美元。几位工人表示，在公开抗议后，他们的确看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今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议，在未来3年中，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9美元1小时。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希望将其设定在10.1美元。就在几周前，华盛顿特区通过一项法案，旨在要求沃尔玛向工人支付最低12.5美元的时薪，以满足其生存需求。
工人的不满很简单：工资低，福利少（如果有的话），但这并不容易实现。美国《纽约客》杂志称，疲软的就业市场侵蚀了低收入群体的议价能力。
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海蒂·谢尔霍兹认为，鉴于失业率仍处在7.6%的高位，急需就业的工人完全没有能力与雇主讨价还价，争取更高的工资，公司不仅不需要靠加薪来挽留员工，甚至无需让工人收入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当雇主知道你没有选择，他们不会大幅上涨工资来激励你，这并不是道德判断，”谢尔霍兹说，“我不指望失业率能降到保证工人议价能力的水平。”
提高最低工资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作为“重大政治问题”，牵涉到成千上万美国家庭切身利益的最低工资问题绝非无关痛痒的小事。
美国《福布斯》杂志称，约50%的应届毕业生失业或半失业，低收入工作、临时工将成为主流。30%的美国工人靠最低工资养活四口之家，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基本保持不变。
历史学家贝瑟尼·莫顿表示，从历史上看，低薪工作的主体往往是打工的青少年或做兼职补贴家用的家庭主妇，因此40年前，没人指望餐饮业或零售业的工作能提供最低工资；但如今，这些工作俨然已成为很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更高的薪资成为现实需求。
经济学家约翰·施密特和詹妮尔·琼斯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低薪工人的年龄层次和受教育程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高；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薪水已不再是零花钱，而需要支持整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在《纽约客》杂志看来，这与美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关系密不可分。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最大的雇主通用汽车同时也是最盈利的公司，它有很高的利润率和真正的定价权。福特汽车、标准石油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等大企业都是如此，他们有能力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雇佣大量高薪工人。
而今天，美国最大的雇主是零售商和快餐连锁店，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在低薪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这部分取决于行业性质。
这些企业虽然也赚了一大笔钱，但大多数利润率十分微薄。詹尼资本市场公司的分析显示，每1美元流水中，沃尔玛能赚3到4美分，麦当劳特许经营餐厅则可以收入6美分。事实上，财富500强企业中所有的主要零售商、超市、连锁超市和餐馆加起来，利润都要比苹果公司要小；苹果的雇员人数只有7.6万人，而这些公司雇佣560万名员工。
这道出了一个残酷现实，这些公司能够在提供低价的同时保持盈利，低工资是很大一部分原因。而恰恰是这些行业，提供了最多和增长最快的就业岗位。
让这些工作可以成为支持中产阶级家庭的正常职业，还是一条很长的路，前提就是让消费者接受商品价格逐步上升。几十年来，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廉价商品，这并不容易。
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只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纽约客》杂志称，加速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并不足以使糟糕的工作变好，但我们需要创造更好的工作”。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则是“另一条腿”。德国和荷兰的快餐工作者收入并没有比美国更高，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工人们生活得更好。麦肯锡近期的一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投资近一万亿美元，在未来5年里修复和升级国家基础设施。在《纽约客》看来，这似乎是个很好的开始。
虽然经济正在复苏，工资貌似在上涨，但对美国低收入者来说，日子正变得愈发艰难。近日的一项分析显示，在通货膨胀期间，名义上涨了工资的美国工人，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
经济复苏让低收入者生活更艰难
经济复苏也许正在实现，但伊丽莎白·卡斯蒂略还没有看到它的果实。这个58岁的女人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从事家庭健康护理工作，专门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
拥有30年护理经验的卡斯蒂略每小时收入7.5美元至8美元，具体数字取决于不同的公司。她上一次涨工资还是在3年前，从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7.25美元涨到了7.5美元。即便如此，她还是比刚入行的同事多赚四分之一。
但她发现，每星期多赚的这点钱，已经远远跟不上生活费用上涨的速度。
“我试着不去想它。”卡斯蒂略近日告诉美国《赫芬顿邮报》，“我只是学着适应形势。我知道这很难，但努力让自己乐观起来，不要消极以对。”
在漫长的经济衰退时期里，数以百万计像卡斯蒂略这样的低收入工人艰难度日，但经济复苏的后果更糟糕。美国经济智库EPI研究显示，当就业市场好转，低薪阶层工资增加的幅度往往小于中产阶级和高收入人群。国家就业法律计划最近的一项分析则表明，在通货膨胀期间，名义上涨了工资的工人，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
卡斯蒂略碰巧成为最大的输家。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家庭护理行业的实际收入2009年至2012年下降了5%，餐厅厨师下降了7.1%，食品制备工人下降了5.2%，女佣和管家则下降了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统计，餐厅服务员、洗碗工、收银员、迎宾员、游乐场工作人员、电影院引导员、农场工人和护理人员是收入最低的人群，时薪均不足10美元。
在明尼苏达州清扫商店的玛丽塞拉·弗洛雷斯每小时赚8美元，每周工作约40个小时，大约收入550美元，有资格获得政府提供给低收入人群的食品券，但日子还是过得很艰难。从去年开始，这个墨西哥女人就没涨过工资，不过她没什么更好的选择。
“我以前为其他公司工作过，时薪11美元或12美元，现在工资低得多了，”弗洛雷斯用西班牙语告诉《赫芬顿邮报》，“我试着找赚得更多的工作，但所有的清洁工薪水都在7.5～8.5美元之间。”
失业率很难降到保证工人议价能力的水平
去年年底，加利福尼亚州的酒店员工大卫·威廉姆森决定，与客房部的同事联手向公司施压，以求更合理的工资待遇。
“午休时间，我们走进食堂问每个人，他们过去和现在分别赚多少钱。”威廉姆斯告诉美联社。举着写有调查结果的纸板，一群工人走进上司的办公室，提出加薪要求，因为他们“所做比所得更有价值”。
今年早些时候，威廉姆森被告知所有人的工资都增加了1美元左右，他自己更是涨到了11.85美元，虽然仍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妻子，至少比之前多了不少。
威廉姆森毫不怀疑，如果自己从未提出抗议，绝不会看到现在的结果。“要不是被迫，没有任何公司会这么做。”
薪酬过低正在全美各地引燃绵延不断的劳工抗议活动。去年10月，沃尔玛员工在“黑色星期五”进行罢工游行，要求提高薪酬，大大小小的罢工活动一直持续至今。今年，纽约快餐行业工人举行抗议，要求最低时薪达到15美元。几位工人表示，在公开抗议后，他们的确看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今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议，在未来3年中，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9美元1小时。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希望将其设定在10.1美元。就在几周前，华盛顿特区通过一项法案，旨在要求沃尔玛向工人支付最低12.5美元的时薪，以满足其生存需求。
工人的不满很简单：工资低，福利少（如果有的话），但这并不容易实现。美国《纽约客》杂志称，疲软的就业市场侵蚀了低收入群体的议价能力。
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海蒂·谢尔霍兹认为，鉴于失业率仍处在7.6%的高位，急需就业的工人完全没有能力与雇主讨价还价，争取更高的工资，公司不仅不需要靠加薪来挽留员工，甚至无需让工人收入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当雇主知道你没有选择，他们不会大幅上涨工资来激励你，这并不是道德判断，”谢尔霍兹说，“我不指望失业率能降到保证工人议价能力的水平。”
提高最低工资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作为“重大政治问题”，牵涉到成千上万美国家庭切身利益的最低工资问题绝非无关痛痒的小事。
美国《福布斯》杂志称，约50%的应届毕业生失业或半失业，低收入工作、临时工将成为主流。30%的美国工人靠最低工资养活四口之家，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基本保持不变。
历史学家贝瑟尼·莫顿表示，从历史上看，低薪工作的主体往往是打工的青少年或做兼职补贴家用的家庭主妇，因此40年前，没人指望餐饮业或零售业的工作能提供最低工资；但如今，这些工作俨然已成为很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更高的薪资成为现实需求。
经济学家约翰·施密特和詹妮尔·琼斯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低薪工人的年龄层次和受教育程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高；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薪水已不再是零花钱，而需要支持整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在《纽约客》杂志看来，这与美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关系密不可分。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最大的雇主通用汽车同时也是最盈利的公司，它有很高的利润率和真正的定价权。福特汽车、标准石油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等大企业都是如此，他们有能力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雇佣大量高薪工人。
而今天，美国最大的雇主是零售商和快餐连锁店，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在低薪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这部分取决于行业性质。
这些企业虽然也赚了一大笔钱，但大多数利润率十分微薄。詹尼资本市场公司的分析显示，每1美元流水中，沃尔玛能赚3到4美分，麦当劳特许经营餐厅则可以收入6美分。事实上，财富500强企业中所有的主要零售商、超市、连锁超市和餐馆加起来，利润都要比苹果公司要小；苹果的雇员人数只有7.6万人，而这些公司雇佣560万名员工。
这道出了一个残酷现实，这些公司能够在提供低价的同时保持盈利，低工资是很大一部分原因。而恰恰是这些行业，提供了最多和增长最快的就业岗位。
让这些工作可以成为支持中产阶级家庭的正常职业，还是一条很长的路，前提就是让消费者接受商品价格逐步上升。几十年来，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廉价商品，这并不容易。
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只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纽约客》杂志称，加速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并不足以使糟糕的工作变好，但我们需要创造更好的工作”。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则是“另一条腿”。德国和荷兰的快餐工作者收入并没有比美国更高，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工人们生活得更好。麦肯锡近期的一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投资近一万亿美元，在未来5年里修复和升级国家基础设施。在《纽约客》看来，这似乎是个很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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