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在世界的一些角落有一群“金德儿童”，他们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纳粹肆虐的时期，“金德输送”行动把约1万名犹太儿童转移到安全地带。
过去20年间，渐渐老去的“金德儿童”定期聚会，寻找昔日的伙伴，向后人讲述自己的经历。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朵拉·格斯特扬斯基仍在寻找当年的伙伴。
二战前夜，14岁的犹太女孩朵拉和数百名小伙伴，在德国柏林登上了一列驶往英国的火车。孩子们的父母不能陪同前往。
这是英国一些慈善机构拯救犹太人的“金德输送”行动。在持续近两年的行动中，纳粹控制区共有约1万名犹太儿童被转移到安全地带。
离开父母，踏上异国之旅
1939年的一个夏日，14岁的朵拉来到德国柏林火车站。过一会儿，她将登上一列开往异国的火车，开启一段完全陌生的人生旅程。
在此之前，她遭受了一连串打击：她的父母被病魔夺去生命，哥哥被纳粹掳走。眼前的这列火车似乎会把她和其他数百名犹太儿童送到安全地带。
孩子们和父母道别时的哽咽声和泪水，至今烙在朵拉的脑海里。父母想尽办法宽慰不愿离开的孩子。在反犹声音日渐增强的德国，坐上这列火车就意味着多了一分活下去的希望，即使今生永远不能再见面，父母也只得忍痛让孩子远走异国。
“那天的柏林火车站人山人海，也是泪海。”朵拉说。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对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展开袭击。这便是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被认为是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迫害的开始。
此后，英国的犹太人代表面见时任首相张伯伦，请求英国政府允许身处险境的德国犹太儿童进入英国避难。很快，英国国会通过了相关法案，“金德输送”应运而生。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资料显示，一些慈善机构承担了这一救援行动。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网站称，第一批“金德儿童”来自柏林的孤儿院，他们于1938年12月2日到达英国哈里奇。此后，来自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犹太儿童源源不断地来到英国。1940年5月14日，最后一批“金德儿童”由荷兰启程赴英，这一天也是荷兰向纳粹德国投降的日子。
在柏林火车站，朵拉和同学弗里琪·海克尔登上火车前，“她的妈妈紧紧拥抱了我们，然后跟我们说再见”。
这个拥抱给了朵拉些许慰藉，但她仍然忍不住想念自己的父母，还有姐姐艾拉。
火车向荷兰边境驶去。车厢内的年轻乘客大多没有出过远门，未卜的前途让他们心情低落，一些孩子不停地抽泣。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聚会了”
“金德输送”行动将约1万名犹太儿童转移至英国等国避难。其中超过60%的儿童从此再也没有与父母团聚。
长大后，这些幸存者开始寻找昔日的伙伴，倾诉彼此的坎坷。他们还成立了“金德协会”，在过去20年间，每两年举行一次聚会，参加聚会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金德儿童”。“金德儿童”的数量每年都在减少。每次聚会时，都会有人不无忧伤地表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聚会了”。
最近的一次聚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酒店举行。在这次聚会上，已经是曾祖母级的朵拉表示，常有一些人带着儿孙辈参加聚会，这样做是为了让这段历史传承下去，在“金德儿童”都离开人世后，“后人还能想起先人曾经有过怎样的遭遇”。
“我们这一代人正日渐消亡。”76岁的迈克尔·沃尔夫说。他是“金德儿童”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当年，母亲把年仅两岁的他交到一个10多岁的女孩手中，让她把他带到苏格兰。
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评论称，这次聚会“象征着‘金德儿童’的后代从先人手里接过了将这段历史传承下去的火炬”。聚会首次由“金德儿童”的子女组织，与会者中超过一半是“金德儿童”的子孙。
为了将父辈的历史记录并保存下来，“金德儿童”的子女付出了很多努力。
“这是一段关于幸存者的历史，”迈克尔·沃尔夫的儿子杰弗里说。他是“金德协会”的主席。
“他们被痛苦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但从某些方面说，他们的聚会就像高中同学的同学聚会。”杰弗里说。
聚会前，“金德儿童”千方百计地打听数十年前伙伴们的下落。聚会时，他们和子孙后代坐在一起，翻看自己精心整理的相册。
聚会现场有一块留言板，朵拉在上面写道：“有谁认识来自德国柏林的弗里琪·海克尔吗？”
被收养后成为廉价劳动力
这些年，朵拉一直在寻找当年的朋友。
她住在科罗拉多州，满是皱纹的脸上经常挂着顽童般的笑容。她的丈夫是一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在4年前去世。之后她加入了“金德协会”，一同加入的还有她的女儿和外孙女。
朵拉一直把当年的遭遇保存在内心深处，不过现在她觉得，应该把它讲出来。
“你看到我刚才深呼吸的样子了吧，”朵拉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那一年火车通过德国边境时我就是这个样子，就像是昨天的事情。”
当年，朵拉和伙伴们到达英格兰后，被安置在一间满是长凳的大房子里，这是她与弗里琪最后见面的地方。此后，很多“金德儿童”被英国家庭收养，还有一些进了孤儿院。
朵拉被伦敦一对老夫妇收养。这对夫妇拥有一家男裤厂。
“他们不让我上学，让我整天在工厂里干活。”朵拉说。
一天，朵拉在工厂里晕了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来这儿，也不清楚是怎么来的。后来我看到有人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在医院里穿梭，才知道快要过圣诞节了。”
朵拉一直和姐姐艾拉保持着书信往来。后来艾拉历经艰辛到了英国，在别人家里当侍女。朵拉出院后，姐妹俩在伦敦郊区租了简陋的房子，并在一家制衣厂里找到了工作。
二战结束后，姐妹俩到了美国。如今，91岁的艾拉住在离科罗拉多州不远的地方，姐妹俩以前经常见面，现在年岁大了，见面的次数少了。
“我现在仍然讨厌喝茶，因为这让我想起在英国的经历。”朵拉说。
“不想让历史随自己一同入土”
在朵拉的女儿米莉亚姆·桑德斯的记忆中，她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在夜里因噩梦而惊醒。她问母亲原因，母亲总是支支吾吾的。米莉亚姆想，父母一定有不愿透露的秘密。
“我那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60岁的米莉亚姆说，“他们生活在恐惧中，我却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朵拉和丈夫搬到纽约长岛居住，他们加入了一个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组织，开始讲述从前的经历，米莉亚姆心里埋藏多年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朵拉35岁的外孙女詹妮弗·维诺说，外祖母第一次向她讲述“那列载着她和她的伙伴的火车驶向英国”时，她还不到10岁。
朵拉和丈夫到学校里讲述自己在二战中的遭遇。在一所学校里，孩子们围着夫妇二人问东问西。“他们还拿出本子要我们签名，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像大明星。”朵拉说。
米莉亚姆觉得，母亲把以前的遭遇讲出来“对身体有好处”，“这能使她保持心智正常”。
一次，朵拉在学校里讲述往事，孩子们显得毫无兴趣。这让她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并发誓再也不到学校里去。可没过多久，她就改变了主意，因为她“不想让历史随自己一同入土”。她有6个曾孙辈，让他们知道曾祖母的遭遇“至关重要”。
“如果我没有咬牙克服那些困难，没有活下来，现在也就不会有他们了。”朵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