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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必须在总统辩论之前完成这篇文章，所以我想，我能做的最有益的事情就是提供一个评分方法，用它来判断哪个候选人表现得最好。
我的评分标准不以华丽的言辞为基础或为候选人多赢加分以用来鼓动选民。相反，这个评分标准是我认为美国人真正希望下届总统能带给他们的东西。我认为，这次情况很不一样——很多美国人知道，这个国家什么地方出了很大的问题，如果不做出调整，我们也可能成为希腊或者日本。他们会支持一个愿意坦诚地告诉他们真相的总统，一个诚实地告诉我们现状，给我们出路的总统。到目前为止，两个候选人都不愿意这样做。
因此，首先，我会看谁做到了诚实地分析病因。今天我们的处境部分是由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结合，使货物和服务的买卖、制造和设计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这种结合使得旧工作更快地被淘汰，而新工作也更快地产生，但是所有新的好工作都需要更高的技能。正如哈佛大学的劳动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所说，作为一个国家，历史上，我们曾通过稳步扩大公共教育覆盖范围，确保国内劳动力紧跟新科技的步伐——先是普及基础教育，后来又普及中等教育。
但是，卡茨说，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我们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实现某种形式的全民高等教育以适应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时，我们却没有这样做。他指出，相反，“我们的高中毕业率停滞不前，大学毕业率的增幅也大大减缓——远远低于我们要取得高速发展和共同繁荣所需水平。”现在，我们50岁及以上的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较年轻的劳动者则位于全球发达国家劳动力储备的中等水平；而我们全国的辍学率居高不下，维持在25%。
那么，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向市场注入大量次级信贷，创造大量的住房建设项目和零售工作岗位，为那些低技能的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华尔街也迅速膨胀，正如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所说，从一个为新公司提供资金使其完成“创造性破坏”的产业，变成一个为毫无生产力的金融工具这种“破坏性的创造”提供资金的产业。
“这么多年来，我们创造就业机会的引擎，过度地将重心从竞争性的全球市场转向了偏国内的那些不具可持续性的行业（如建筑、金融、房地产和零售业），”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政官穆罕默德·A·埃里安写道，“结果是劳动力失衡并且容易受到打击。我们这一代人过度依赖借贷，被金融工程所蛊惑。真正的增长太少，债务太多，风险文化蔓延，直至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其余波还将影响我们很多年，造成了代价惨重的社会震荡。多年来，西方社会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既缺乏数量又缺乏质量。我们的教育在国际排名上下滑，我们还说服自己，美国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足以弥补教育的减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可怕的21世纪头10年，所有问题都到了一个危急关头。房地产/证券市场的全盘崩溃，带来了系统性的银行业危机，并引发了令人痛苦的经济衰退。与此同时，教育赤字正在不断增加，而两场战争和大幅减税又使我们的赤字状况变得更加糟糕。结果出现了一个无底洞。
这个无底洞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减少支出、提高税收并改革税制；通过在基建、科研和师资等方面进行投资来刺激经济；鼓励更多的初创企业；为更多人提供专科职业培训或大学教育。所以，首先要看哪位候选人做出了类似这样的诊断。
其次，你还要看候选人是否提供了足以应对上述挑战的计划。这项计划必须要促进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基建投资，其中要包含刺激更多初创企业的成立的方案、减少赤字的可靠方案，以及为更多美国人提供高等教育的计划。我知道，奥巴马有很多这方面的计划，但他并没有把这些方案作为竞选的要点，也没有在竞选广告中对这些方案加以突出强调，更没有把这些方案整合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整体计划，能让人从椅子上跳起来，欢呼道：“太好了，他找到解决办法了！”奥巴马在竞选时应该强调罗姆尼的方案有多糟糕，而不是自己的方案有多好。
此外，国家需要一个公平的计划。富人应该承担更多，但每个人都应该有所贡献。第四，美国还需要一个富有雄心的计划，一个能为下一代人建设一个伟大国家的计划，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平衡预算”。
我就是以这些标准来给这次辩论打分的。一年以来，我一直都认为，谁能够拿出这样的一个方案，谁就能赢得大选。如果两人都拿不出这样的方案，也总会有人胜出，虽然胜负的差距可能很小，但我们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却会很大。
□摘自美国《纽约时报》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