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全人类的资产,不应被匡在“主流”、“非主流”、“中国”或“外国”里。正是他们的多国籍、多文化,才成就他们诉说真理的灵魂,和一支犀利却晶莹的笔。作家价值应该投射在作品上,而不是他的政治属性、个人道德、“体制内”或“体制外”。
2009年,我初来中国大陆不久,我的学生就给了我一场震撼教育。我兴致勃勃地讲,2000年应是中国人倍感骄傲的年份,除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诺贝尔文学奖也颁给了中国人。学生一脸茫然,我讲出来“高行健”后,总算有位同学说:“这是法国人。”
莫言得奖,我感到同样的震撼,震撼于达于极点的众声喧哗,几派人的尖锐对立。
我震撼于政治与文学的牵扯,更震撼于那么少媒体深入分析莫言的作品,只集中在他的政治属性,“主流”与“非主流”。没有人讨论他的作品和其他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比较,他的魔幻写实风格与马尔克斯等作家有什么分别?他的内心世界如何?是否曾经多言,吃过亏后,现在才“莫言”。莫言似乎成了图腾,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作家最丰富的是他个人世界,但似乎没有人有兴趣探讨他的内心世界。
接着,我看到大陆媒体把这项奖定位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强调“国籍”,是要表示作家的政治属性。但也让我与有荣焉的兴奋磨灭几许。中国籍,那近一亿的海外华人呢?新加坡华裔、马来西亚华裔呢?他们不要庆祝吗?我知道很多不尽认同大陆的香港人、台湾人照样为莫言感到高兴,兴奋于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可以得此殊荣,一句“中国人”或“中国籍”,就把莫言框住了。
很多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多国籍。南非作家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台湾译为科慈,名著为《屈辱》Disgrace)得奖时,已经移居澳洲,到底要算澳洲人,还是南非人?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得主奈保尔(V. S. Naipaul)身世更复杂,祖籍印度,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长居英国,所以他的小说、游记遍及世界各地,例如小说《大河湾》讲非洲的故事,旅游文学《印度三部曲》——《幽黯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乱的今天》,以及《在信徒的国度:伊斯兰世界之旅》,本本叫好又叫座。《纽约时报》书评曾称赞他为“世界作家、语言大师、眼光独到的小说奇才”。
作家是全人类的资产,不应被框在“主流”、“非主流”、“中国”或“外国”里。正是他们的多国籍、多文化,才成就他们诉说真理的灵魂,和一支犀利却晶莹的笔。
再看媒体的另一种说法,诺贝尔文学奖此次颁给莫言,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认可,中国市场实力不容小觑,中国在世界舞台和平崛起。这种国家主义说辞,也忽略文学的个人性、独特性。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常颁给墨西哥、圣卢西亚、埃及等国的诗人、小说家,有些国家比中国还贫穷,有些国家近年来经济不但没有崛起,反而日趋没落。
同样地,我觉得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应一味批评说,莫言是部队作家,更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党员,言行缺少知识分子气味,就不应在得诺奖之列。作家价值应该投射在作品上,而不是他的政治属性、个人道德、“体制内”或“体制外”。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帮助共产党,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拥抱他的每一本著作。
至于个人道德是否成为评价作者的标准,应该要取决于读者的价值观,而非公共知识分子或政府的评价。海明威风流倜傥,酗酒,猎杀动物,有四任妻子及多位情妇。奈保尔私生活更是混乱,在派崔克·富兰曲撰写的授权传记中,奈保尔承认虐待妻子以及经常有情妇,并经常召妓,甚至承认他可能促成了结缡41年的妻子的死亡。
至此,我非常想念每逢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台湾的《联合报》、《中国时报》副刊,以及《纽约时报》,往往有两、三版介绍得主的生平、心路历程、文学风格、具备的普世价值,把他们当作人,而不是图腾来说短道长。
我诚挚地希望,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也能为日益边缘化的文学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台湾传媒人、汕头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