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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像西方人一样消费，既没有好处，也不可能实现，亚洲国家应该正视这一现实。
到2050年，亚洲人口将超过50亿，而欧盟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从9%降至5%。据预测，届时亚洲GDP将从目前的30万亿美元增至约230万亿美元。可以说，无论是在社会、经济还是政治上，21世纪的世界权力重心，正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西方担心“亚洲世纪”的到来。这种忧虑主要源自20世纪的地缘政治历史，当时是西方主宰不太发达的国家。但这种观念已过时。如果亚洲效仿19、20世纪英美帝国的做法，那么它们将与西方一样遭殃。
随着亚洲经济增长加速，该地区的消费也相应增加。跨国公司和西方国家均从亚洲消费的增加中大大受益，它们鼓励亚洲人追求高能耗、多食肉的西方生活标准。亚洲政府似乎愿意彼此结为伙伴，渴望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但是，亚洲人像西方人一样消费，既没有好处，也不可能实现，亚洲国家应该正视这一现实。
在前几个世纪，西方经济增长的特点，在于相对少的国家获得无限资源，从而刺激了消费。但这毕竟是殖民时代的模式，它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原因是资源的低贱，甚至可免费索取。
然而，地球根本承受不了50亿亚洲人过上西方人一样的生活。地球的再生能力早在30年前就已超过极限。虽然我们清楚这一现实，但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和机构，继续鼓励中国和印度更多地消费。
亚洲国家政府必须对这种趋势说“不”。但是，由于亚洲在知识发展水平方面长期处于从属地位，他们能否做到眼下还说不定。而西方政府必须诚实。实际上，它们必须公开承认，地球没有足够资源支撑亚洲追求越来越高的物质消费。
例如，担心气候变化的西方领导人必须认识到，经济手段如碳排放交易不是万灵药。对于亚洲来说，资源管理必须成为决策的中心，这可能包括严厉的法规甚至禁令。不然，资源短缺可能推高初级产品价格，造成粮食、水、渔业、森林、土地使用和住房的危机，从而酿成更大的社会不公。
这一切意味着，在管理宏观经济和引导个人消费方面，亚洲国家政府需要发挥远比欧美官员更大的作用，在有关个人权益问题上做出非常敏感的政治选择，制定艰难的政策，因为它可能遭到强大的企业集团（许多都是西方的）的抵制。亚洲国家政府有时也需要限制资源使用——通过种种手段确保社会尊重资源极限。例如，他们应该强调，拥有汽车不属于人权。有关权利的辩论必须强调约束，而不是西方政客们的乌托邦式定义。
这些政策选择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正统相悖。但是，西方决策者对亚洲政府的这类政策选择不应负面看待，或者视其为反资本主义或反民主。西方应认识到，由消费主导的经济体系耗光了世界资源，对于多数亚洲国家来说，那不是长久之计。亚洲国家政府必须另辟蹊径，利用政治手段创造更平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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