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全球中产阶级都怒了

    在二战后的50年里，当了总统、市长、州长或大学校长，往往意味着向人民施与。而今天，这意味着从人民手里索取。

    伦敦起火了。“阿拉伯之春”掀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民众的反独裁浪潮。接着是“以色列之夏”，25万以色列人走上街头，抗议房价太高，抗议国家由一帮权贵资本家把持。从雅典到巴塞罗那，欧洲的城市广场正被充满怨气的年轻人占领，他们不满失业和贫富差距悬殊的不公。而愤怒的茶党从无到有，把美国政治搅得天翻地覆。

    这到底是怎么了？上述爆发存在诸多不同的原因，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或许有一个共同点。我想，这从以色列中产阶级怒吼的一句口号——“我们在为一个够得着的将来（accessible future）而战”——可见端倪。世界各地，许多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人士感到“将来”遥不可及，他们现在要让国家领导人知道这一点。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首先，这是因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达到了一个全新阶段。由于云计算、机器人、3G无线网络和可上网的廉价智能手机的出现，世界从连通状态（connected）演变到了超连通（hyper-connected）。

    这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趋势。跟从前比起来，现在要进入中产阶级，你得更加刻苦、更加机灵，适应更加快——关键原因在于这个趋势。技术和全球化消灭了越来越多的 “常规”工作——这类工作曾支撑诸多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合流推动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特别是在衰退时期。雇主们更容易用机械、电脑、机器人和外国优秀工人取代人工劳力，他们发现这样做更便宜，也比以前更有必要。廉价手工劳动力曾经供不应求；而现在供不应求的是廉价外国人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司越来越富，而中等技能工人越来越穷。好工作不是没有，但都需要更高的教育或技能。如今在拥有大学学位的人群中，失业率仍然较低。但是，要想获得所需的学位，然后借以谋到一份好工作，需要每个人提高自身能力。这并不容易。

    有些人无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政府无法做到像以前一样慷慨，为其提供福利支持或低息贷款。所以，在二战后的50年里，当了总统、市长、州长或大学校长，往往意味着向人民施与。而今天，这意味着从人民手里索取。

    这一切都发生在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催生愤怒全球化的时期。如今这些示威抗议互相感染激励。一些以色列抗议者打出标语牌：“像埃及人一样行走。”这些社会抗议（及其在伦敦的暴徒式突变版本）不是由新技术本身引起的，新技术只是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这场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也赋予个人“超凡能力”，使他们能够挑战从企业、政府到科学的上层社会和传统权贵。它也催生了强大的少数派，使政府举步维艰，使少数统治（minority rule）变得空前容易。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日益从中产阶级手里拿走低息贷款、常规工作和就业及权益——眼下，谋到一份好差事需要更高的技能；眼下，民众更容易通过媒介进行组织，抗议和挑战政府；眼下，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合流为具有全球技能的人带来丰厚薪水——从而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了民众的怨恨。

    这一切因素加起来，就成了如今报纸的头版新闻。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