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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本书作者杰西卡·古德尔高中刚毕业，便应征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3年后，她主动请缨参加军方首次在伊拉克成立的“丧葬事务部队”。当和其他初出茅庐的同伴一道步入昏暗的停尸房时，她得知，自己的任务正是接收和处理阵亡战友的遗体。
当死亡横陈在面前
他们把第一具遗体送来了。地下室的灯光昏暗，我们就那么呆立在原地，什么都不做——尽管大家都经过训练，没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有几个伙伴已经吓懵了，变得手足无措起来。我们懂得怎样通过测试，也记得处理遗体的标准程序，然而，当死亡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横陈于面前的时候，你的头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我该怎么办？”
长官把我们一一唤起，分派具体任务：“你们俩去抬，你们俩去把遗体翻转过来，你们俩去做文字记录工作！”我敢肯定，他想我们全都有事可干，如果遇到困难就可以互相帮助。毕竟，这儿的多数人仍然是20岁上下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就得靠长官的指导。
他一步步地下达指令：“把他翻过来，记录下伤口。”我们已经知道死者是一位海军陆战队员，被子弹或手榴弹击中了，但搞不清致命伤在哪里。然而，当我们想执行命令时，却无法办到——死者已开始僵硬，除了腰部，那里就像是一个旋转支点。
这真令人尴尬，我们都不敢出声，只有长官在缓慢、镇静而坚决地继续发出命令。“来吧各位，你们都经过了培训，知道该做什么，”他试图消除我们的顾虑。“好了，”他接着说，“现在，记下所有明显的标记，包括文身。”我们照做。“现在，记下哪些肢体缺失了，在遗体轮廓图上用黑色阴影标出缺失部分。”我们遵照长官的指示，记录下伤口位置，绘制文身，给缺失部分描上黑色阴影。整个过程，我们谨慎得像是走上钢丝的杂技演员。
一团垃圾也是回忆
有了处理第一具遗体的经验，之后的工作就慢慢顺利了。长官将我们分成4个小队，每个小队又分出两人对遗体“动手”，另外两人做文字记录。每一具遗体被送来后，我们都得从口袋里取出所有东西，并将他身上的一切装备列单入库。我们不能假设死者的装备齐全——他们常常丢失了一双靴子，不见了头盔或防弹背心，或者其他什么该有的东西。然后，我们对个人物品进行登记，一支笔，一张纸条，两张20元或2元的纸币，都不能遗漏。
通常，每位死者的左前胸口袋里都有一份《交战守则》。有些人会带着小刀或耳塞、食物、一把勺子，还有钢笔。有卷起来的纸片，上面潦草地记着要远在国内的母亲寄护肤水或蓝星软膏，以便驱走沙蚤。有揉成一团的包装纸，大多是没来得及扔掉的垃圾——现在，这团垃圾已经成为一个家庭对他们儿子、丈夫、兄弟和父亲的永久回忆的一部分了。
私人照片也很常见。男人与他的妻子和女儿；爱荷华州的农舍和谷仓；一位高中生与他的足球队伙伴；一位穿着无袖T恤的小伙子，斜靠在一辆1983年款的“大黄蜂”跑车旁边。有些个人物品是不常见的，比如胎儿的声波图。有些则相当普遍，比如遗书。
有些人的身份永难查明
我们也会对遗体本身加以检查，看是否有明显的体貌特征。它们在遗体的哪个部位？大致尺寸？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还要记下遗体上的伤口，并且用专门的表格，用虚线描出遗体的轮廓，之后在被击中的部位标上X符号。如果有肢体缺失，我们就会将那些部分的轮廓标成黑影。如果是脑袋的某部分缺失了，在用黑影加以标记的同时还要注明。
我们希望确认每一具遗体，但这并不容易。有的死者有身份识别卡，有的没有。也许他们会把军官证或士兵证装在钱包里，也许不会那样做。他们的名字也许缝在上衣上，或者在裤子上，或者在被单上，但经常破损得无法读取了。起初，我们试着给所有人按指印，但很快就没法继续下去了——并不是每具遗体都有手指。更多时候，这些海军陆战队员的手指僵硬在他们阵亡时的位置，仿佛仍然紧握着M-16自动步枪，我们用尽力气也很难把它们扳直。
关于本书和作者：
200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驻外记者劳拉·洛根提出了伊拉克战争中触及人性的一个侧面：“请告诉我，你最近一次看到的美国阵亡士兵遗体，那是什么样子呢？全美国有多少人能说清这一点呢？”洛根的疑问，涉及一个十分重要却被公众忽视的问题：美国男女军人的遗体，是怎样从费卢杰那尘土飞扬的道路被送到多佛空军基地那覆盖着国旗的灵柩里的呢？对遗体的辨识和处理，又揭示了现代战争的哪些性质呢？女兵杰西卡·古德尔在她的自荐新书《标为黑色：在伊拉克阵亡之后》中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解答。
古德尔以极高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描述了她所从事的回收和检查阵亡战友遗体的工作，以及与他们的命运相关的，也是与她自己命运相关的复杂心理。用书中的话说，“战争中死亡的形式有多种，要直面对自己人性的挑战是最困难的。”这部回忆录还描述了海军陆战队员们从以个人牺牲为特点的战时生活，转换到通常的平民生活时面临的障碍。由此，古德尔在与读者分享其个人经历的同时，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精神创伤对众多退伍军人的影响。在有关专家的协助下，本书成为一部描绘美国当代海外战争的、视角独特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