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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的一次演讲中，奥巴马透露：“我的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是来自堪萨斯州的白人。”然而，在曾任《纽约时报》记者的珍妮·斯科特看来，通过这种口语交谈方式所得到的信息，其实并不足够。她认为，把美国总统的母亲简单定义为普通的白人妇女，就如同把她的儿子定义为一位喜欢打高尔夫的政治家那样，不具有很强的立体性。
那么，斯坦利·安·邓纳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斯科特的这部传记来看，邓纳姆严厉、反传统、冷漠，偶尔还有些不友善，与她的儿子大相径庭。但另一方面，邓纳姆又是个聪明、有抱负、善于管理的母亲。她早年的个人生活，和她如何抚养后来成为总统的奥巴马一样精彩。
通过挖掘邓纳姆的家谱，斯科特将读者带回20世纪前半叶。作为独生女的邓纳姆1942年出生，在此后的十几年里，父母先是带着她从中西部搬到加州，后来又去了俄克拉荷马和得克萨斯。邓纳姆在西雅图读完中学以后，随全家迁往夏威夷定居。
奥巴马的生身父亲的确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有一个来自印尼爪哇的继父——苏托洛。《单身女人》一书，披露了邓纳姆在夏威夷学习与生活期间的一些逸闻趣事。也正是在这个美丽的岛屿上，她先后遇到了自己的两任丈夫。
无论如何，邓纳姆做了当时大多数美国女性都不敢做的事情：嫁给一位非洲人，生了孩子后还第二次结婚。在那之后，她带着小奥巴马去了印尼，从事人类学研究工作。除此之外，她还在福特基金会当过助理，也做过银行小额信贷的职员。当年，邓纳姆曾跟朋友们半开玩笑地说，奥巴马似乎只对篮球感兴趣，她为儿子缺乏社会责任感而失望。
1971年，考虑到儿子的前途，邓纳姆把他送回夏威夷入读精英预备学校。继父苏托洛频频飘洋过海跟他们会面，可再没有一起生活过。1980年，邓纳姆终于提出离婚。靠助学金生活了3年后，为完成博士学位，她决定回印尼做田野调查，母子从此天各一方。
在品行方面，邓纳姆无疑是以身作则的。直到1995年去世前夕，她一直致力于帮助穷苦的印尼女性。同一时刻，在1万多公里外的芝加哥，奥巴马作为社工领袖也在干着相似的事情。用奥巴马自己的话说，正是母亲把他带入不同的文化背景，“她是我所知道的最仁慈、拥有最高尚灵魂的人，我身上最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她。”
遗憾的是，这部传记仍然免不了挂一漏万。毕竟，要回忆某个人的私生活，并且要尽量贴近真实，就只能通过一些零碎的片段去重现往事，这本身就是很困难的。斯科特在采访中发现，邓纳姆总是有所保留，即使在朋友面前，也未曾完全展露真实的自己。
本书如此着笔，并不意味着斯坦利·安·邓纳姆微不足道。在笔者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我们有着相似的生活，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正如诗人惠特曼曾写道：“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
《单身女人：奥巴马之母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A Singular Woman: The Untold Story of Barack Obama's Mother），黑弗里德精装书出版社，2011年5月，3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