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词典里没有“价值观外交”

    1824年4月，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希腊病逝，留下了一件足以改变欧洲政治格局的遗产——他在祖国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巨大影响力，使普通民众开始关心遥远的东方，对希腊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奥斯曼帝国满怀憎恶。

    此后不久，一半是迫于舆论压力，一半是出于机智甚至野心，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推动内阁一改多年来的外交政策，彻底与欧洲大陆的“神圣同盟”分道扬镳，转而支持希腊民族独立运动，最终促成了后者于1832年独立。

    一时间，整个英格兰的知识分子都在欢呼雀跃，主流媒体云集的舰队街对政府送上连篇累牍的赞美，很少有什么能让挑剔的英国人如此心满意足。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乔治·坎宁和他的对外政策急转弯却在政治学者那里饱受恶评。英国对希腊事务的介入，被视为这个颇以外交智慧和手腕闻名的国度最严重的失误之一：精英们过分依据所谓的价值观理由制定外交路线，错误地疏远、削弱了重要的地缘政治伙伴奥斯曼帝国，导致近东地区脆弱的战略平衡被打破，沙皇俄国的扩张再难遏制，最终导致克里米亚战争。获得自由的希腊人日后因压迫和内战遭受的苦难，其实并未减少。

    希腊的例子也许让21世纪的人们无感，但现代史上不乏更广为人知的例子。1963年6月，南越高僧释广德在众目睽睽下自焚而亡。如同55年后卡舒吉遇害案中的沙特当局那样，南越吴庭艳政权进行了“糟糕的掩饰”，成为美国抛弃西贡的导火索。

    多年后，时任越南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仍对此愤恨不已。在他看来，当时的美军已经快要得胜收兵了，是肯尼迪政府的出尔反尔害得军方丢掉了到手的胜利。

    在遥远丛林中苦战的美国大兵觉得，美国国内的自由派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他们，仇恨同胞胜过仇恨敌人。这些军人甚至被左翼媒体扣上了“狂热好战、至死不悟”的帽子；作为“战争贩子”，威斯特摩兰的照片被美国的大学师生当众烧毁。

    不愉快的群体性记忆很难被时光抹去。2018年，当美国自由派又一次竭力抨击白宫不肯依据价值观理由制定外交政策时，为数众多的美国军人选择支持总统。他们是他的基本盘。这些老兵讨厌自由派，也讨厌主流媒体，把特朗普奉为自己的代言人。

    在美国，价值观确实发挥过比军队更重要的作用，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就是施展价值观外交的高手。在他一场场激动人心的演说背后，美国这座“灯塔”前所未有地闪亮。作为奥巴马的否定者，如今的白宫主人损害了美国的形象，摧毁了很多“美国价值”，他自己恐怕也不讳言这一点。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正是在奥巴马任上，美国和沙特的关系跌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对沙特怀有敌意的文章成为西方主流媒体的“标配”，认为美国同沙特的关系是一种“不光彩的联盟”……当年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的种种口诛笔伐，如今似乎在沙特阿拉伯身上重演了一遍。大英帝国无视奥斯曼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极端重要性、被舆论和民意裹挟着“替天行道”的冲动，在奥巴马任上也差点儿重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特政府或许应该庆幸，卡舒吉之死没有发生在奥巴马任上。

    美国的软实力是被特朗普损害的，也是被此前的若干任美国总统挥霍的。他们收割了光荣和赞誉，留给如今的白宫主人一张张天文数字般的账单。所以，即使今天坐在华盛顿的不是特朗普，而是希拉里或其他什么人，美国对沙特的态度也不会有什么根本性变化：无论是公开拍卖还是暗箱交易，他们能牺牲的只剩下“美式价值观”而已。

    特朗普不读诗。显然，他理解不了拜伦，二人就像来自两个世界一样。在知识分子眼里，这是特朗普粗俗、无知的罪证——不经思考的人生是毫无价值的，这种人当美国总统更是德不配位。然而，特朗普根本不在乎这些。他虽然不理解拜伦，但他如果听说过乔治·坎宁如何将国家带进“坑”的往事，一定会有所感悟。

    对一位美国总统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