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悲伤逆流成河》让我想到了什么
本报特约撰稿 璇玑
青年参考
（
2018年10月24日
09
版）
以校园霸凌为主题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上映了，看后感触颇多。这不是因为电影本身的阵容或制作，而是它勾起了我关于一段工作经历的记忆。去年初，我写过一篇调研《拉美校园暴力现象与防治举措研究》，在前期的案头工作中曾仔细研究过校园霸凌问题。
最近两三年，校园霸凌这个乍看之下略显生涩的词汇，已成为网络中的高频用语。霸凌源于英文单词“Bullying”，是20世纪70年代欧美学界发明的专用于描述学生对学生施暴现象的术语，它与“教师对学生施暴”和“学生对教师施暴”并列为“校园暴力”的三大形态。校园霸凌是一个长存于古今中外的现象，但国内对它的研究和应对起步于当代。了解和吸收外国有益经验，构成了我开展上述研究的动因。
回到这部电影，不少观众吐槽它的美工、音乐、逻辑，但它带给我的是深深的震撼。虽然中国和拉美的地理、文化距离遥远，但在校园霸凌问题上却保持着诸多共性。比如，拉美地区的校园霸凌主要表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物质暴力、口头暴力、性暴力和网络暴力。如果把《悲伤逆流成河》中学生们用手机短信传播谣言归类为网络暴力的早期形态，那电影的主人公易遥算是经历了全套“拉美版校园霸凌”的“洗礼”。
在影片结尾，不堪重负的易遥选择跳海自尽。当我屏气聆听她在跳海前对那些施暴同学的控诉时，许多话语让我想起了自己那篇调研中提到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源于国际计划组织（Plan International）在巴西开展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是巴西校园霸凌中的一群施暴者。正如电影中，易遥控诉说“你们（霸凌者）会说，我怎么不记得，我就是闹着玩的”，在国际计划组织的调查中，仅有39.4%的受访霸凌者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霸凌，其中接近两成人把施暴归因于“跟对方开玩笑”；正如易遥说“你们（霸凌者）胆小怕事，别人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国际计划组织的调查显示，约两成受访霸凌者“不清楚自己施暴的理由”；正如易遥说“你们（霸凌者）骂过我最难听的词，编过最下流的绰号”，很多受访霸凌者表示，无法将“给同学取歧视性的绰号”理解为霸凌，坚称“这是年轻人交往的惯常方式”。可见，中国和巴西校园里的年轻霸凌者们在施暴时的心理状态非常相似。
为什么易遥会成为同学们施暴的对象？一个关键原因是她出身贫寒（没钱买新校服、没钱治病）、母亲从事灯红酒绿的职业。身世的弱势往往会为个体带来歧视，在拉美地区也是如此。墨西哥教育部2008年对该国15至19岁中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回答“你最不愿意与以下哪几类人群做同学”的问题（多选题）时，排名靠前的选项分别是艾滋病毒携带者（54%）、同性恋（52.8%）、印第安人（47.7%）。
学校管理的缺位会助长校园霸凌的滋生。电影中，青年演员任重饰演的老师直到易遥自杀后才登场，凸显了教师对校园霸凌干预的严重缺失。在此之前，易遥和好友顾森西联手报复施暴同学，遭到学校的惩处，而同样参与打架的优等生齐铭则未受责罚，体现了校纪校规在执行中的片面性，进一步“鼓励”了以暴制暴的行为。在拉美，教师在青少年心理成长过程中发挥的引导作用也不明显，他们更关注学生的课业成绩，对青少年社会化教育的手段缺乏必要的掌握。那些无法从家庭或学校中获得积极评价，尤其是关于品德方面积极评价的青少年，更容易选择以侵害他人来实现自我肯定。
当下，中国在防治校园霸凌的问题上走到了十字路口：是延续老祖宗传下来的“德主刑辅”的老路，还是改走“刑主德辅”的新路？从目前的社会舆论看，似乎后者更占上风，但前者并未偃旗息鼓。
不妨看一下拉美的经验。
拉美国家有崇尚体罚的社会文化传统，体罚是教师纠正学生霸凌等不当言行的重要手段。在加勒比国家，体罚为各国法律所允许。2005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教师、家长和学生甚至集体向议会上书，呼吁恢复早前被废除的允许体罚的相关法规。此外，2010年以来，短短数年间，智利、墨西哥、巴拉圭、阿根廷、洪都拉斯等国先后制定并颁布了《反校园暴力法》或《反校园霸凌法》，以法律的力量应对这一挑战。
然而，不论是体罚还是法律，都没有使这些国家的校园霸凌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反倒是哥伦比亚一所中学开发的“和睦教育”成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广泛推介的对象。这所名为“伊佩中学”的学校位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一个贫困率和犯罪率双高的街区，但该校学生的成绩居于全国一线水平，且校园霸凌发生率极低。究其秘诀，关键在于“关爱、合作、自主和宁静”。该校认为，校园霸凌的发生是青少年心理成长出现偏差的反映，学校作为青少年接受道德教育的主要场所，在矫治霸凌时不能轻易动用刑罚这一“最后的武器”。
“如果我忘不掉，你们也别想忘掉。”这是影片中，易遥的控诉里最绝望的一句话，揭示了校园霸凌对个人影响的长久性。在片尾彩蛋中，很多儿时曾被霸凌伤害的受访者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联合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儿童权利公约》，将免受暴力伤害明确定义为“青少年必须享有的基本权利”，但现实总是与理想保持着距离。
看完这部电影，再重新翻开那份调研，我更加坚信了一件事：不论距离有多远，人性的弱点总是相通的。要解决共同的难题，就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愿所有的青春，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本文作者为青年外事工作者
以校园霸凌为主题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上映了，看后感触颇多。这不是因为电影本身的阵容或制作，而是它勾起了我关于一段工作经历的记忆。去年初，我写过一篇调研《拉美校园暴力现象与防治举措研究》，在前期的案头工作中曾仔细研究过校园霸凌问题。
最近两三年，校园霸凌这个乍看之下略显生涩的词汇，已成为网络中的高频用语。霸凌源于英文单词“Bullying”，是20世纪70年代欧美学界发明的专用于描述学生对学生施暴现象的术语，它与“教师对学生施暴”和“学生对教师施暴”并列为“校园暴力”的三大形态。校园霸凌是一个长存于古今中外的现象，但国内对它的研究和应对起步于当代。了解和吸收外国有益经验，构成了我开展上述研究的动因。
回到这部电影，不少观众吐槽它的美工、音乐、逻辑，但它带给我的是深深的震撼。虽然中国和拉美的地理、文化距离遥远，但在校园霸凌问题上却保持着诸多共性。比如，拉美地区的校园霸凌主要表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物质暴力、口头暴力、性暴力和网络暴力。如果把《悲伤逆流成河》中学生们用手机短信传播谣言归类为网络暴力的早期形态，那电影的主人公易遥算是经历了全套“拉美版校园霸凌”的“洗礼”。
在影片结尾，不堪重负的易遥选择跳海自尽。当我屏气聆听她在跳海前对那些施暴同学的控诉时，许多话语让我想起了自己那篇调研中提到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源于国际计划组织（Plan International）在巴西开展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是巴西校园霸凌中的一群施暴者。正如电影中，易遥控诉说“你们（霸凌者）会说，我怎么不记得，我就是闹着玩的”，在国际计划组织的调查中，仅有39.4%的受访霸凌者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霸凌，其中接近两成人把施暴归因于“跟对方开玩笑”；正如易遥说“你们（霸凌者）胆小怕事，别人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国际计划组织的调查显示，约两成受访霸凌者“不清楚自己施暴的理由”；正如易遥说“你们（霸凌者）骂过我最难听的词，编过最下流的绰号”，很多受访霸凌者表示，无法将“给同学取歧视性的绰号”理解为霸凌，坚称“这是年轻人交往的惯常方式”。可见，中国和巴西校园里的年轻霸凌者们在施暴时的心理状态非常相似。
为什么易遥会成为同学们施暴的对象？一个关键原因是她出身贫寒（没钱买新校服、没钱治病）、母亲从事灯红酒绿的职业。身世的弱势往往会为个体带来歧视，在拉美地区也是如此。墨西哥教育部2008年对该国15至19岁中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回答“你最不愿意与以下哪几类人群做同学”的问题（多选题）时，排名靠前的选项分别是艾滋病毒携带者（54%）、同性恋（52.8%）、印第安人（47.7%）。
学校管理的缺位会助长校园霸凌的滋生。电影中，青年演员任重饰演的老师直到易遥自杀后才登场，凸显了教师对校园霸凌干预的严重缺失。在此之前，易遥和好友顾森西联手报复施暴同学，遭到学校的惩处，而同样参与打架的优等生齐铭则未受责罚，体现了校纪校规在执行中的片面性，进一步“鼓励”了以暴制暴的行为。在拉美，教师在青少年心理成长过程中发挥的引导作用也不明显，他们更关注学生的课业成绩，对青少年社会化教育的手段缺乏必要的掌握。那些无法从家庭或学校中获得积极评价，尤其是关于品德方面积极评价的青少年，更容易选择以侵害他人来实现自我肯定。
当下，中国在防治校园霸凌的问题上走到了十字路口：是延续老祖宗传下来的“德主刑辅”的老路，还是改走“刑主德辅”的新路？从目前的社会舆论看，似乎后者更占上风，但前者并未偃旗息鼓。
不妨看一下拉美的经验。
拉美国家有崇尚体罚的社会文化传统，体罚是教师纠正学生霸凌等不当言行的重要手段。在加勒比国家，体罚为各国法律所允许。2005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教师、家长和学生甚至集体向议会上书，呼吁恢复早前被废除的允许体罚的相关法规。此外，2010年以来，短短数年间，智利、墨西哥、巴拉圭、阿根廷、洪都拉斯等国先后制定并颁布了《反校园暴力法》或《反校园霸凌法》，以法律的力量应对这一挑战。
然而，不论是体罚还是法律，都没有使这些国家的校园霸凌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反倒是哥伦比亚一所中学开发的“和睦教育”成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广泛推介的对象。这所名为“伊佩中学”的学校位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一个贫困率和犯罪率双高的街区，但该校学生的成绩居于全国一线水平，且校园霸凌发生率极低。究其秘诀，关键在于“关爱、合作、自主和宁静”。该校认为，校园霸凌的发生是青少年心理成长出现偏差的反映，学校作为青少年接受道德教育的主要场所，在矫治霸凌时不能轻易动用刑罚这一“最后的武器”。
“如果我忘不掉，你们也别想忘掉。”这是影片中，易遥的控诉里最绝望的一句话，揭示了校园霸凌对个人影响的长久性。在片尾彩蛋中，很多儿时曾被霸凌伤害的受访者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联合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儿童权利公约》，将免受暴力伤害明确定义为“青少年必须享有的基本权利”，但现实总是与理想保持着距离。
看完这部电影，再重新翻开那份调研，我更加坚信了一件事：不论距离有多远，人性的弱点总是相通的。要解决共同的难题，就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愿所有的青春，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本文作者为青年外事工作者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