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的遗产与遗憾

    安南领导下的联合国展现出空前的行动力，通过积极的议题设置赋予自身更多使命。他渐行渐远的身影，促使人们思考联合国秘书长这一职位的真正意义。

    带着“最具有革新精神的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之子”的荣光，科菲·安南安详地告别了他服务了大半生的世界。

    从1997年1月1日到2006年12月31日，掌舵联合国10年的安南是老练的外交家，也是杰出的改革者。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话说，“他带领这个组织，以无与伦比的尊严和决心进入新千年……很大意义上，科菲·安南就是联合国。” 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适应形势的联合国，更有对变革国际治理机制、推进世界和平的思考。

    有人觉得，联合国秘书长没有强大的政治权力，没有可管辖的领土，没有可调遣的军队。安南在任时，最能凸显其存在感的就是新闻报道中的“安南呼吁”、“安南谴责”，联合国似乎没有发挥充分的作用。

    一个完全没有联合国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安南的职业生涯已经给出了答案。

    安南是从联合国行政管理系统一路升迁上来的，也是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行列而当选的第一位秘书长。可以说，他是位高度职业化的“世界总统”。

    他开始掌管联合国时，恰逢冷战后的变革时期。联合国是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必须尊重各国的主权，联合国的行动能力也取决于国家间政治关系，尤其是大国的协调。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剑拔弩张，联合国能通过的决议非常有限，而且面临政治斗争干扰。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焕发了青春，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数以千计。

    安南在任时，国家治理取代大国争霸，成为国际秩序面临的尖锐挑战：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冷战结束后迎来了一波新兴国家的潮流，“登录用户”不断增加。很多人曾假设主权国家是独立的政治系统，但现实逐渐表明，国家内部问题同样需要国际社会提供解决方案。

    安南对联合国最重大的改革，就是拓展了这个组织可依赖的基础——除了主权国家，还有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卢旺达大屠杀，以及索马里、巴尔干内战等重大事件，令人权保障显得紧迫。虑及这点，安南推动“保护责任”上升为国际共识，联合国维和部队空前忙碌。他还审慎地改革了相应机制，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更具平衡性与行动力。

    联合国的发展和制度演化取决于两股力量：一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安南目睹了伊拉克战争，美国的单边主义对联合国是沉重打击，也是安南的“至暗时刻”。他坦言，“最糟的事情是，我没能避免伊拉克战争。我不同意发动伊拉克战争，最后只能接受战后重建工作……这令我痛苦万分。”不过，伊拉克战争的结局最终表明，美国在中东自说自话的战略是无法自洽的，在安南的撮合下，美国和其他大国达成了共识。

    另一种动力是联合国自身面临的议题。可以说，联合国的制度演化是功能性议题推动的。联合国的核心属性是全球安全和政治组织，但若完全忽略“发展”，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安南大大拓展了“安全”的含义，将经济发展纳入联合国的议程。为此，他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非洲的贫困，敦促各国制订千年发展目标，呼吁各成员国加强合作，并通过联合国协调国际社会应对贫困、艾滋病和教育等严峻问题。

    身处世界秩序的历史性变革当中，安南“泽被后世”，也难免有许多遗憾。联合国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有了一些新的面貌，也明确了自身改革的方向，但我们依然要问：联合国秘书长是190多个成员国的公仆，还是世界发展的引领者？这个问题至今无解。它是科菲·安南留给后人的谜题，也点出了联合国的逻辑困境。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