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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0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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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理论与中美俄三角关系

作者 孙兴杰   青年参考  ( 2018年08月08日   02 版)

    当下的中美俄关系能否套用“均势”理论尚待观察,但白宫对外政策的调整传递出令人注意的信号。21世纪的美俄关系是政治重于经济,中美关系则相反;退一步说,即便中美无法迅速化解贸易摩擦,也不应将矛盾升级为全面的体系性对抗。

    “特普会”引发了关于中美俄关系的讨论。说到大国关系,尤其是大国战略三角关系,注定是绕不开亨利·基辛格的。最近有外媒刊文称,基辛格向特朗普提出的“锦囊妙计”之一就是缓和美俄关系,甚至实现美俄关系正常化,以此制衡中国的崛起。

    无论基辛格是否真向白宫提供过这方面的建议,我们确实看到了特朗普对俄政策的调整。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是,无论世界秩序的演变还是大国政治的变迁,尤其是源于欧洲的“均势”秩序的全球化,都会推动21世纪的大国关系回到灵活调整的时代。

    基辛格在美国似乎不太受欢迎,因为他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反倒是在美国之外,他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高得多,以至于被以“老朋友”相称。但我们必须看到,他当初并不是因为友情才访问中国、改善中美关系的,而是因为他钟爱的是“均势”。

    基辛格著作等身,但所有思想的原点还是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秩序的重建。他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拥趸,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正是梅特涅的过人之处。从梅特涅到俾斯麦再到基辛格,搭起了“均势”理论的脉络。

    基辛格将欧洲的现实主义传统带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将19世纪欧洲的均势体系“全球化”了。这里所说的均势,是一种目标,也是一个过程,最大特征就是灵活的结盟运动,讲求“非敌非友,亦敌亦友”;反之,在僵化和固化的敌友结构下是没办法构建三角关系的。

    至于三角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任何双边关系都会影响第三方。三角关系具有系统效应。

    回到上世纪70年代,美苏对峙作为大背景,中苏的分歧就是美国的机会。这与基辛格熟悉的19世纪国际关系史有较多相似性。中美苏三角关系是纯粹的地缘政治游戏,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经济联系,非常适合基辛格这样的地缘政治大师操盘。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经典的冷战在中美苏形成三角关系之后就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是世界秩序转型的拐点。另外一些不为基辛格所关注的重大事态也在这一历史阶段崭露头角,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中国改革开放等,它们使世界秩序的层次多样化,逐步形成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双重结构。

    近半个世纪过去,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再次陷入“衰落论”。反恐战争持续了十几年,对美国的冲击和消耗是巨大的。另外,世界再次进入多元权力中心时期,美国的老大地位开始动摇。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开启周期性战略收缩,特朗普的做法与当年的尼克松有几分相似;然而,美国不可能放弃全球霸权,遂寄希望于“借力打力”。

    基辛格眼中的“均势”是美国之外的大国的彼此制衡。在与此相关的三角关系中,一国的影响力或者权力不仅仅取决于它的硬实力,更主要的是这个国家所在的位置,四两拨千斤中的“四两”是非常重要的。倘若美俄关系一直僵持,那么两国在三角关系中就丧失了关键位置;中国与美俄两国都保持着联系与互动,反而占据了主动。

    就中美关系来说,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有了地区和全球意义。因此,中美关系本身就具备系统效应,中美关系的发展必然影响第三方。

    中美关系的性质首先是经济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体现在国际领域,就是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因此,中美关系也是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

    而美俄关系绝大部分是政治性的,虽然俄罗斯依靠美元体系进行石油出口,但莫斯科目前正在减持美国国债,表明美俄之间的经济纽带越来越淡。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的脱钩,而纯粹的政治联系是不稳定的,当然也比较符合基辛格的“口味”。

    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中美关系是复合性的,应该着重夯实和拓展经济联系。依托自由贸易,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美国因此感到不安。即便如此,在其他层面,中美依然可以在既有结构内共存,而不能轻率诉诸于体系性对抗。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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