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理论与中美俄三角关系

    当下的中美俄关系能否套用“均势”理论尚待观察，但白宫对外政策的调整传递出令人注意的信号。21世纪的美俄关系是政治重于经济，中美关系则相反；退一步说，即便中美无法迅速化解贸易摩擦，也不应将矛盾升级为全面的体系性对抗。

    “特普会”引发了关于中美俄关系的讨论。说到大国关系，尤其是大国战略三角关系，注定是绕不开亨利·基辛格的。最近有外媒刊文称，基辛格向特朗普提出的“锦囊妙计”之一就是缓和美俄关系，甚至实现美俄关系正常化，以此制衡中国的崛起。

    无论基辛格是否真向白宫提供过这方面的建议，我们确实看到了特朗普对俄政策的调整。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是，无论世界秩序的演变还是大国政治的变迁，尤其是源于欧洲的“均势”秩序的全球化，都会推动21世纪的大国关系回到灵活调整的时代。

    基辛格在美国似乎不太受欢迎，因为他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反倒是在美国之外，他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高得多，以至于被以“老朋友”相称。但我们必须看到，他当初并不是因为友情才访问中国、改善中美关系的，而是因为他钟爱的是“均势”。

    基辛格著作等身，但所有思想的原点还是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秩序的重建。他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拥趸，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正是梅特涅的过人之处。从梅特涅到俾斯麦再到基辛格，搭起了“均势”理论的脉络。

    基辛格将欧洲的现实主义传统带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将19世纪欧洲的均势体系“全球化”了。这里所说的均势，是一种目标，也是一个过程，最大特征就是灵活的结盟运动，讲求“非敌非友，亦敌亦友”；反之，在僵化和固化的敌友结构下是没办法构建三角关系的。

    至于三角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任何双边关系都会影响第三方。三角关系具有系统效应。

    回到上世纪70年代，美苏对峙作为大背景，中苏的分歧就是美国的机会。这与基辛格熟悉的19世纪国际关系史有较多相似性。中美苏三角关系是纯粹的地缘政治游戏，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经济联系，非常适合基辛格这样的地缘政治大师操盘。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经典的冷战在中美苏形成三角关系之后就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是世界秩序转型的拐点。另外一些不为基辛格所关注的重大事态也在这一历史阶段崭露头角，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中国改革开放等，它们使世界秩序的层次多样化，逐步形成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双重结构。

    近半个世纪过去，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再次陷入“衰落论”。反恐战争持续了十几年，对美国的冲击和消耗是巨大的。另外，世界再次进入多元权力中心时期，美国的老大地位开始动摇。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开启周期性战略收缩，特朗普的做法与当年的尼克松有几分相似；然而，美国不可能放弃全球霸权，遂寄希望于“借力打力”。

    基辛格眼中的“均势”是美国之外的大国的彼此制衡。在与此相关的三角关系中，一国的影响力或者权力不仅仅取决于它的硬实力，更主要的是这个国家所在的位置，四两拨千斤中的“四两”是非常重要的。倘若美俄关系一直僵持，那么两国在三角关系中就丧失了关键位置；中国与美俄两国都保持着联系与互动，反而占据了主动。

    就中美关系来说，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有了地区和全球意义。因此，中美关系本身就具备系统效应，中美关系的发展必然影响第三方。

    中美关系的性质首先是经济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体现在国际领域，就是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因此，中美关系也是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

    而美俄关系绝大部分是政治性的，虽然俄罗斯依靠美元体系进行石油出口，但莫斯科目前正在减持美国国债，表明美俄之间的经济纽带越来越淡。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的脱钩，而纯粹的政治联系是不稳定的，当然也比较符合基辛格的“口味”。

    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中美关系是复合性的，应该着重夯实和拓展经济联系。依托自由贸易，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美国因此感到不安。即便如此，在其他层面，中美依然可以在既有结构内共存，而不能轻率诉诸于体系性对抗。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