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减负，孩子的分数不能减”
本报记者 蔡梦吟
青年参考
（
2018年04月04日
12
版）
“晚上10点多，从楼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咆哮声：‘什么关系？啊！说！到底什么关系？’我那颗八卦的心疯狂地跳跃起来，趴到窗户上支起耳朵认真地听着下文。女人继续气愤地喊到：‘互为相反数啊！’我默默地关上了窗户……”
类似的段子一度在朋友圈霸屏，道出了无数家长的辛酸。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所有中小学校减轻学生负担，并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各地教育部门陆续出台学生减负新规和办法：江苏省出台最严“减负令”，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作业；浙江省颁布的新规除了延迟到校时间外，还在部分地区试行“中学生做功课至晚上10点可以选择不做”“小学生晚上9点可以不做”……本文开头段子所描述的场景，是否有望减少？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外媒称，许多“虎妈”“虎爸”认为，减少孩子的课业负担是个坏主意。
“我也希望儿子有更多玩的时间，但我提醒自己要理智”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近日报道称，自从最新“减负令”出台以来，各大城市的家长们一直在热议，是要像教育主管部门建议的那样，让孩子更加轻松快乐，还是给他们布置大量课外作业、在闲暇时间送他们上各种课外班学习？
上海徐汇区一名小学生的父亲钱敏（音）坦言：“在内心深处，我也希望我儿子有更多玩的时间，但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要理智。”他说：“要想进重点初中，他现在就得努力学习。只有进了重点初中，你才有机会上重点高中，然后才是大学。没有其他选择。”
钱敏的儿子在一所公立学校上学，课余上了4个课外班——2个数学班、1个英语班和1个作文班。
由于课业负担重，钱敏儿子的视力不断下降。他抱怨自己完全没时间看课外读物，而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这个小男孩用老成的语气说：“那些课外班和课外作业都很无聊。但是为了更好的将来，我必须坚持下去。”
在北京景山学校，一名学生告诉《青年参考》记者：“班里考前10名的同学基本都是近视眼，不多看书多做题哪有好成绩啊？大家都上课外补习班，但是都不互相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号称自己只上了美术兴趣班，但是我在数学补习班上撞见了他。”
北京市灯市口小学某班的班主任刘老师对《青年参考》记者表示，事实上，自2013年教育部颁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以来，学校对“减负增效”尤为重视，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和作业量，严格禁止违规补课，严格教辅用书管理，“但客观上升学的压力不减，家长们就会去课外寻求补习班”。
面对减负，绝大多数家长怀着同样的纠结心情。英国《电讯报》援引中国《扬子晚报》的报道称，在南京市某小学，校长黄侃（音）表示：“当分数意味着一切的时候，大家不可能不紧张。”
13岁的合肥某中学初一学生刘旭晨（音）告诉新加坡《海峡时报》，自己每天要花至少4个小时写作业，“很多题目又难又偏，我解一道数学题甚至需要半个小时”。写完了课内作业还要写课外作业，这让他烦闷不已，但也明白“没办法，大家都这样”。
在减负背景之下，校内不留作业，校外补；校内不分班，校外分；校内不考，校外考；校内不竞赛，校外大比拼……
《南华早报》指出，“减负令”并没有收获一片叫好声，还被不少家长扣上了“治标不治本”的帽子。家长们普遍认为，目前，学生学习依然是以升学为指挥棒，小升初、中考、高考不改革，单单说减负没有任何意义。尤其是那些农村贫困学生，他（她）们如果想要出人头地，只能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
升学压力面前，再优秀的孩子都难以泰然自若
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称，我国中小学生课内外学习时间“领跑”全球。报告显示，与2005年相比，2015年学生上课外班的时间大幅度增长，学习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0.8小时，休息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2.1小时，分别是10年前的两倍和3倍。随之而来的是大量青少年儿童睡眠不足，运动时间不够，小眼镜、小胖墩儿增多。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一项报告则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生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
“起跑线”也在不断向前推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网站援引《中国日报》的报道称，一份针对中国各地45758名父母的在线调查显示，约一半（47%）孩子在3到6岁之间参加了英语培训。
乐乐（音）自小学一年级起便是优等生，中英数三科平均取得至少290分（总分300）的成绩，在校内是篮球队和游泳队队员。她才11岁，但已取得单簧管演奏级资格，是广州儿童管弦乐队成员。
但在小升初的压力面前，再优秀的孩子，都难以泰然自若。
乐乐的父亲对《南华早报》说：“越秀是广州的名校聚集区。竞争非常激烈，必须成为精英中的精英才能被重点中学录取。”乐乐通常在周六上午8点便开始上英语课，10点30分上高等数学课。之后父亲会接她吃午饭，并一同预备下午的古文补习课。下午5时，乐乐要练习单簧管，然后吃晚饭。周日全天都要参加管弦乐团的训练。
乐乐的父亲没有透露花了多少钱给乐乐补习，但透露一位朋友曾经一个学期就花了10万元。“为了让孩子有好成绩、进好学校，家长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
一些在线补习平台逐渐走红。刘杰（音）曾是北京一名高中物理老师，后来开始为一个在线教育平台录制教学视频。他的收入与点击率挂钩。越是临近高考，他的收入就越高——最高的时候，刘杰每个月的收入能达到30万元，一年的收入则有280万元左右——这大约是北京高中教师标准工资的30多倍。
刘杰对法新社说：“我自己也没想到能挣这么多钱，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教书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不挣钱的职业。”
“减负”不是教育问题
在教育部网站发布的一篇政策解读文章中，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张志勇指出，减负最要紧的是做好5件事：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重个性、讲规律。
灯市口小学的学生家长舒女士告诉《青年参考》，自己将这篇政策解读文章的链接发在了一个家长群里。很快，一位家长说：“这些减负的理念都很好，如果能让孩子学习的过程不那么痛苦，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不管怎么减负，孩子的分数不能减，这就是我的态度！”
此言一出，顿时得到许多家长附和。有人说：“我不能给孩子减负，因为我的孩子没有退路。你以为西方的那种宽松教育就好吗？其实那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社会分层。在美国，公立学校只提供有限的基本教育，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从市场上另行购买，买不起的人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
从这个角度看，“减负”其实并不是一个教育问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随着社会分层加大，收入悬殊，不同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的行业与层次，于是家长就拼命加码。这并不是教育造成的，教育恰恰成了背锅者，大家都试图通过教育赢得竞争的第一关，通过教育赢得未来社会竞争”。
因此，减负与应试教育几乎一样，表面上是在和家长学校斗智斗勇，实际上是在阻击功利教育理念、思想，阻击功利的教育竞争。从本质上讲，这是在试图用教育手段调整解决诸多庞杂的社会问题，受到批评也在所难免。
“晚上10点多，从楼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咆哮声：‘什么关系？啊！说！到底什么关系？’我那颗八卦的心疯狂地跳跃起来，趴到窗户上支起耳朵认真地听着下文。女人继续气愤地喊到：‘互为相反数啊！’我默默地关上了窗户……”
类似的段子一度在朋友圈霸屏，道出了无数家长的辛酸。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所有中小学校减轻学生负担，并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各地教育部门陆续出台学生减负新规和办法：江苏省出台最严“减负令”，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作业；浙江省颁布的新规除了延迟到校时间外，还在部分地区试行“中学生做功课至晚上10点可以选择不做”“小学生晚上9点可以不做”……本文开头段子所描述的场景，是否有望减少？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外媒称，许多“虎妈”“虎爸”认为，减少孩子的课业负担是个坏主意。
“我也希望儿子有更多玩的时间，但我提醒自己要理智”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近日报道称，自从最新“减负令”出台以来，各大城市的家长们一直在热议，是要像教育主管部门建议的那样，让孩子更加轻松快乐，还是给他们布置大量课外作业、在闲暇时间送他们上各种课外班学习？
上海徐汇区一名小学生的父亲钱敏（音）坦言：“在内心深处，我也希望我儿子有更多玩的时间，但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要理智。”他说：“要想进重点初中，他现在就得努力学习。只有进了重点初中，你才有机会上重点高中，然后才是大学。没有其他选择。”
钱敏的儿子在一所公立学校上学，课余上了4个课外班——2个数学班、1个英语班和1个作文班。
由于课业负担重，钱敏儿子的视力不断下降。他抱怨自己完全没时间看课外读物，而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这个小男孩用老成的语气说：“那些课外班和课外作业都很无聊。但是为了更好的将来，我必须坚持下去。”
在北京景山学校，一名学生告诉《青年参考》记者：“班里考前10名的同学基本都是近视眼，不多看书多做题哪有好成绩啊？大家都上课外补习班，但是都不互相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号称自己只上了美术兴趣班，但是我在数学补习班上撞见了他。”
北京市灯市口小学某班的班主任刘老师对《青年参考》记者表示，事实上，自2013年教育部颁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以来，学校对“减负增效”尤为重视，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和作业量，严格禁止违规补课，严格教辅用书管理，“但客观上升学的压力不减，家长们就会去课外寻求补习班”。
面对减负，绝大多数家长怀着同样的纠结心情。英国《电讯报》援引中国《扬子晚报》的报道称，在南京市某小学，校长黄侃（音）表示：“当分数意味着一切的时候，大家不可能不紧张。”
13岁的合肥某中学初一学生刘旭晨（音）告诉新加坡《海峡时报》，自己每天要花至少4个小时写作业，“很多题目又难又偏，我解一道数学题甚至需要半个小时”。写完了课内作业还要写课外作业，这让他烦闷不已，但也明白“没办法，大家都这样”。
在减负背景之下，校内不留作业，校外补；校内不分班，校外分；校内不考，校外考；校内不竞赛，校外大比拼……
《南华早报》指出，“减负令”并没有收获一片叫好声，还被不少家长扣上了“治标不治本”的帽子。家长们普遍认为，目前，学生学习依然是以升学为指挥棒，小升初、中考、高考不改革，单单说减负没有任何意义。尤其是那些农村贫困学生，他（她）们如果想要出人头地，只能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
升学压力面前，再优秀的孩子都难以泰然自若
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称，我国中小学生课内外学习时间“领跑”全球。报告显示，与2005年相比，2015年学生上课外班的时间大幅度增长，学习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0.8小时，休息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2.1小时，分别是10年前的两倍和3倍。随之而来的是大量青少年儿童睡眠不足，运动时间不够，小眼镜、小胖墩儿增多。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一项报告则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生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
“起跑线”也在不断向前推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网站援引《中国日报》的报道称，一份针对中国各地45758名父母的在线调查显示，约一半（47%）孩子在3到6岁之间参加了英语培训。
乐乐（音）自小学一年级起便是优等生，中英数三科平均取得至少290分（总分300）的成绩，在校内是篮球队和游泳队队员。她才11岁，但已取得单簧管演奏级资格，是广州儿童管弦乐队成员。
但在小升初的压力面前，再优秀的孩子，都难以泰然自若。
乐乐的父亲对《南华早报》说：“越秀是广州的名校聚集区。竞争非常激烈，必须成为精英中的精英才能被重点中学录取。”乐乐通常在周六上午8点便开始上英语课，10点30分上高等数学课。之后父亲会接她吃午饭，并一同预备下午的古文补习课。下午5时，乐乐要练习单簧管，然后吃晚饭。周日全天都要参加管弦乐团的训练。
乐乐的父亲没有透露花了多少钱给乐乐补习，但透露一位朋友曾经一个学期就花了10万元。“为了让孩子有好成绩、进好学校，家长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
一些在线补习平台逐渐走红。刘杰（音）曾是北京一名高中物理老师，后来开始为一个在线教育平台录制教学视频。他的收入与点击率挂钩。越是临近高考，他的收入就越高——最高的时候，刘杰每个月的收入能达到30万元，一年的收入则有280万元左右——这大约是北京高中教师标准工资的30多倍。
刘杰对法新社说：“我自己也没想到能挣这么多钱，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教书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不挣钱的职业。”
“减负”不是教育问题
在教育部网站发布的一篇政策解读文章中，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张志勇指出，减负最要紧的是做好5件事：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重个性、讲规律。
灯市口小学的学生家长舒女士告诉《青年参考》，自己将这篇政策解读文章的链接发在了一个家长群里。很快，一位家长说：“这些减负的理念都很好，如果能让孩子学习的过程不那么痛苦，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不管怎么减负，孩子的分数不能减，这就是我的态度！”
此言一出，顿时得到许多家长附和。有人说：“我不能给孩子减负，因为我的孩子没有退路。你以为西方的那种宽松教育就好吗？其实那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社会分层。在美国，公立学校只提供有限的基本教育，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从市场上另行购买，买不起的人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
从这个角度看，“减负”其实并不是一个教育问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随着社会分层加大，收入悬殊，不同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的行业与层次，于是家长就拼命加码。这并不是教育造成的，教育恰恰成了背锅者，大家都试图通过教育赢得竞争的第一关，通过教育赢得未来社会竞争”。
因此，减负与应试教育几乎一样，表面上是在和家长学校斗智斗勇，实际上是在阻击功利教育理念、思想，阻击功利的教育竞争。从本质上讲，这是在试图用教育手段调整解决诸多庞杂的社会问题，受到批评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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