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纠结”仍在折磨澳大利亚

    当澳大利亚的“西方身份”再次启动，原本正常的经济合作就开始被政治化、安全化。这种“身份纠结”带来的只会是排外和盲目恐慌，没有多少人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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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去年开始，一股奇怪的“恐外症”在澳大利亚政坛蔓延。部分澳官员、媒体渲染所谓“间谍事件”，进而出台了号称旨在禁止一切外国政治捐款的《反外国干预法》草案。

    今年3月，借澳立法机构审议《反外国干预法》之机，包括该国前任防长、前任外交部长在内的一批“意见领袖”老调重弹，宣称来自域外国家的力量，正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国防施加不良影响。

    当一个国家和社会指望通过“防谍”、“反渗透”保护自己的时候，无异于关闭了大门，缩回到自我封闭的小环境中去。“政治捐款”、“游说人员”同样是内涵和外延非常不清晰的概念，非常容易被泛化，甚至滥用。

    很明显，《反外国干预法》背后有党派政治的影子；对恐慌情绪的煽动，也算是一种政治上的套利。当“国家安全”变成“政治正确”，吹鼓手自己是不会受损失的。如果这些情绪再加一点儿民族主义的调味料，就更具爆炸性。从这种意义上讲，澳大利亚的一些精英是在消费“国家安全”，在全社会散布焦虑感，最终可能掀起一波排外的浊浪。

    立国以来，澳大利亚就处于东西方的纠结中。就地理位置来说，澳算是亚太国家，在政治心理上又属于西方阵营。澳大利亚历史上是大英帝国的自治领，二战之后成为美国的盟友，这样的身份令其注定要游荡于东方与西方的中间地带。

    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的“身份纠结”一度淡化，21世纪以来却再度浮现。在安全领域，澳大利亚以西方阵营的东方前哨自居，从冷战期间的美澳新联盟开始向美日澳印四边联盟迈进，迎合所谓“印太战略”，在这样的安全构想下，北约的遗风可能在亚太地区“复兴”。然而，站在更大的格局上，澳大利亚又没办法全心全意地融入这个阵营。

    原因就在于，澳大利亚与亚太国家的贸易、投资及人员的往来，越来越关系到这个国家自身的发展。中国已经是澳大利亚头号贸易伙伴，双方也签订了自贸协议，特朗普宣布退出TPP之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甚至考虑拉中国加入。这表明，当TPP作为围堵工具的意味褪色，澳大利亚人就从经济的角度来考量这件事情。

    亚太秩序的政经分离不是2018年才出现的，但从没像今天这么显著，对澳大利亚更是如此。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将中美关系正常化称为“1972年协议”，这也是冷战在亚太地区的消解，中美、中日的和解，跨过了冷战的边界，令阵营化的逻辑消散。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经济上融入世界，参加到全球化体系当中；这种全新的模式被应用到亚太，中澳关系的性质也在转变，经济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但无论美国还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规模并没有充分的估计。今天，亚太地区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市场合作网络，但并没有形成接纳中国的集体安全机制。

    于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当澳大利亚的“西方身份”再次启动，原本正常的经济合作就开始被政治化、安全化。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一夜间冒出如此之多的“外国代理人”——并不是真的来了什么威胁，而是某些澳大利亚人主动戴上了有色眼镜。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