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美国控枪不力负责

    面对与枪支有关的顽疾，美国朝野上下找不到速效药，现有的“保守疗法”还受到政党恶斗的干扰和阻滞。因此，受害者的惊恐、悲痛、愤怒和无助不应当仅仅指向支持拥枪的保守派，而应当公平地落在政治光谱从左至右的大人物们头上。

    2月14日情人节，一名枪手的疯狂扫射让号称美国佛罗里达州“最安全的中学之一”道格拉斯高中沦为人间地狱。在全美范围，这已是2018年开年以来的第18起枪击案。

    不过，这一天有太多别的事件分走了世人的关注，即使南非总统祖马不在同一天辞职，佛州枪击案的新闻价值也不会延续很久：1999年的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案，2007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2012年的桑迪·胡克小学校园枪击案，以及同在佛州的奥兰多、不久前的拉斯韦加斯……如果两百人的生命都不能触动改革，十几二十人又算得了什么？

    非要说佛州枪击案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保守派针对其“阻碍控枪”的指责，掀起了格外猛烈的反击。也许是因为总被口诛笔伐而实在忍受不下去，也许是因为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实在留下了太多破绽，保守派人士纷纷“理直气壮”地发声：这个患有精神病的枪手早已流露出行凶动机、被人举报了三十多次，但FBI始终未予重视，更未按照规定程序采取行动，“错过了佛罗里达州校园枪手（作案前）发出的所有信号”。特朗普也专门发推批判FBI“花费太多的时间，试图证明俄罗斯与我的竞选团队共谋”，并敦促后者“回到你们的基本任务上”。

    美国执法部门的失察不止于此。枪击事件发生时，4名正在校园外的警察迟迟不肯进入现场，警方事后也没有及时针对存在多名枪手的传言展开调查；某些保守派媒体质疑现身说法的当事人“演技出色”，极右翼甚至抛出了阴谋论。听起来，相比被自由派宣布为罪魁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美国执法机关似乎应该对此次枪击事件承担主要责任。

    保守派并非光说不练。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控枪新规，比如指示司法部草拟法规，禁止撞火托（用于提升枪支连发性能）等装置，考虑将购买部分枪支的最低年龄从19岁提升到21岁，甚至建议效仿犹他州等地的经验武装部分教师，争取在第一时间阻止校园枪击案。此外，白宫承诺与国会共同推进旨在加强购枪者背景审查的法案。

    立国两百余年，如今的美国社会拥枪数亿，相关利益链牵涉数百亿美元，宪法判例亦支持拥枪，令控枪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平心而论，特朗普提出的系列措施从销售环节加强了对枪支的管制和对嫌犯的反制，虽然实际成效有待观察，但理论上还是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想要推行重大改革，有赖于各个政治派别的高度共识，需要政府三大分支通力合作。可是，在现行体制早已充斥着党派之争、快要变成“否决政体”的情况下，跨越利益分野的共识与合作越来越像奢望。

    面对又一场惨剧，自由派们一如既往地抨击特朗普和全国步枪协会，唱起“爱与和平”的高调，却不愿坐下来讨论切实可行的立法细节。再考虑到此前民主党执政时期美国枪击案有增无减的事实，长此以往，难免有评论家认为，“控枪”不过是他们打击政敌的弹药。

    面对与枪支有关的顽疾，美国朝野上下找不到速效药，现有的“保守疗法”还受到政党恶斗的干扰和阻滞。如果认可这个判断，那么，受害者的惊恐、悲痛、愤怒和无助就不应当仅仅指向支持拥枪的保守派，而应当公平地落在政治光谱从左至右的大人物们头上。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