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时候，男女平等仍是幻象

    即便在对抗性别歧视的过程中，女性也会用暗藏男权主义的逻辑自我拘束。她们有时会对在权力等级制度中赢得一席之地心怀感激，但更多时候依然被性别劣势困扰。

    上世纪70年代，我刚刚加入新闻媒体这一行时，编辑部里“装点门面”的寥寥几位女性，对性别歧视的态度不同于如今的女性。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著名国际通讯社的伦敦分社。初次走进办公室时，全体男性工作人员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仿佛我是沙漠中的绿洲。他们很快感到失望。我的态度很冷漠，他们称我为“冰雪公主”。不过，我们这些女记者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蔑视甚至伤害，大多数人认为，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就一定能克服困难，找到出路。

    有天晚上下班后，一群男记者邀请我去酒吧。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跟他们喝了一杯又一杯，一直坚持到回公寓把钥匙放好才醉倒在地。不过，我是带着温暖的感觉晕倒的，想到男人们会因此尊敬我，甚至有些飘飘然。我并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只是想成为优秀的记者，也许还能在报道这个世界的精英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

    那之后不久，我去了北爱尔兰，正赶上一群新教徒用棍棒对天主教徒发起凶狠的攻击。我受了点皮外伤，带着流血的兴奋打公用电话向编辑部汇报。正当我用第一人称口述故事的时候，伦敦分社社长冒了出来，那个脾气暴躁的怪人在电话另一头咆哮道：“该死的，赶紧滚回来。女人是不能上战场的！”他在盛怒之中没有意识到，等他找到一个男记者接替我，好故事就已经跑掉了。

    我一回编辑部，就看见他一脸阴沉地翻看我的稿子。“弗兰克斯，”最后，他用祝贺的语气说，“我不再把你当成女人了。你写文章像个爷们儿。”

    现在，我依然把这视为最高等级的赞美。我是被其中暗藏的男权主义逻辑洗脑了吗？

    自从几个月前，韦恩斯坦性侵丑闻的闸门被打开后，各个行业的很多男性突然倒台。起初，我还有点不敢相信。有些女人说，她们吓呆了，无法抗拒上司，有时甚至是同事，这令我困惑。还有几名女性说，她们在反抗后感到恐惧，第二天写邮件道歉。我为她们感到难过，但我真实的反应仍是困惑：什么样的女性会如此绝望，愿意用自尊换取工作？

    思考这些时，我想起更多往事。自诩为女权主义先锋一代的我是否欺骗了自己？

    当然，那时候，我们也非常了解，有权势的男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扶持或破坏年轻女性的事业。但我们都是轻声低语，从不大声说出来。也许，我们的恐惧比我们承认的多。

    即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遭受过性骚扰，又有多少人承受了没有安全感的男人造成的更多的隐性伤害？尤其是，如果我们有胆量去争取成功的话？

    加入那家通讯社两年后，我获得了普利策奖，却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我是第一个凭借国内报道获奖的女性，这一点使情况变得更糟。我能看出男人们垂着的脑袋里在想什么：我们努力多年，想拿到那个令人垂涎的奖，结果却让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拿走了！那天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办公室的男同事都拒绝和我说话。

    我被逐渐产生的一种想法困扰，认为自己不配得到那个奖，应该把它还回去。在接下来的至少10年里，我一直羞于告诉别人我得过奖。

    年纪越大，越容易遭遇性别歧视，这在意料之中，有时甚至挺好笑。但它不会停止，即使你已经出版了4本书，并拥有漫长的从业生涯。最后一本书出版时，我接受某脱口秀主持人采访。我几乎还没开口，对方就快睡着了，摄像机则聪明地避开了他。当我离开摄影棚时，他突然清醒了，准备迎接下一位嘉宾。我亲眼看到他一边热情地挥舞着双手，一边和两名有重要影响力的男记者交谈。后来，这名主持人因为严重的行为不检点而丢了工作。

    作为最早的女性新闻工作者，我们坚强，满怀抱负，甚至自大，但多年来，我们的自信经常受到不可弥补的伤害。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很聪明，但依然弄不懂很多东西。我们对在权力等级制度中赢得一席之地心怀感激，却不明白性别劣势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几年前，我遇到一个在前一年凭国外报道获得普利策奖的人。当他终于发现我们都是普利策奖获得者时，用批评的语气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害羞的普利策奖得主。你知道自己得的是新闻领域的最高奖吗？我获奖的时候可是仰天大吼！”

    老天爷显然是在听的。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