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霍布斯之眼”看西班牙主权危机

    旷日持久的加泰罗尼亚危机背后是个体权利膨胀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如果欧洲人不能认清主权的绝对性和唯一性，他们就只能像霍布斯警告的那样，逐步跌入恐惧的漩涡。

    加泰罗尼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普伊格蒙特在比利时投案自首了，但人们并未因此松一口气。几天前，这位加泰罗尼亚前政府主席还打算号召当地人起来抵抗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接管，加泰罗尼亚的工会也准备罢工，岂料，普伊格蒙特本人在马德里祭出铁腕前就逃走了。由于面临叛乱、分裂国家和滥用公共资金的指控，他跑到布鲁塞尔，下一步可能是申请政治庇护。

    有意思的是，比利时人也担心，“加独”首领的到来会不会在自家引发连锁反应？毕竟，比利时也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加泰罗尼亚危机映射出一个脆弱的欧洲。曾几何时，欧洲是现代世俗国家的发源地，但它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国家的本来面目和逻辑。

    从根本上讲，任何“独立公投”的要害问题都在于“公投能不能创造主权”。主权是国家的灵魂，没有主权，国家就没有行动能力。如何才能创建主权？社会契约论提供了一条路径，那就是公民将手里的权利让渡出来，建立国家。普伊格蒙特及其追随者将这套理论发扬光大，声称“如果程序正当，那么公投建国就是合理的”。然而，他们的推论终归走得太远了——无论公投还是其他形式，本质上都是国家治理的方式，无法成为创建国家的方式。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曾对现代世俗国家进行彻底而周密的论证。一方面，他对社会契约论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反对用包括公投在内的任何方式对主权施加掣肘，强调主权者的权力是绝对的，主权者本身是唯一的。在霍布斯看来，“如果设置另一个评判者来评判主权者的行事，就等于另设主权者，等于走上内战之路”。是不是所有人都得缔结契约，才能产生主权者？霍布斯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由此，多数人对异议者的压制也就理所应当。

    批评者认为霍布斯为了维护主权者这头“利维坦”（怪兽）而压制民权，甚至视其为“专制统治的辩护者”。这其实是误解。为什么需要利维坦？因为在霍布斯看来，没有谁可以从自然状态中获得真正的和平与秩序，为结束自然状态，个人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后者才有力量维护秩序与和平。游历各国的霍布斯，对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的悲惨后果深有体会，这样的景象何尝不是末日？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利维坦”来消灭纷争是相对更好的选择。

    利维坦是永生的吗？倒也不是，如果主权者无法行使权力，则国家面临解体。解体之后怎么办？重新回到自然状态，重新建立国家。所以，霍布斯并没有留下通过公投之类的方式重新塑造或另立主权的机会和空间。如果他来到21世纪的欧洲，目睹从苏格兰公投到英国脱欧公投再到加泰罗尼亚公投，会难以理解，也会坚决反对这种随意创制主权的方式。

    主权不可分割，以何种方式履行主权的职责并不影响主权的统一性。对霍布斯来说，他虽然接受社会契约的观念，但从来不相信“契约建国”的可行性，认为“征服建国”才是历史的常态。他描绘的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状态的转变，跟征服建国并非水火不相容。

    正是出于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利维坦式的国家才能抵御“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恐惧。必须承认，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更接近事实，为现代国家提供了非常稳固的理论基础。

    主权的绝对和唯一意味着，公民缔结契约产生主权者后，后者就有了自主性，不容随意挑战。而在今日欧洲，“公投独立”一浪高过一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个体权利的实现方式愈发多样化，削弱了霍布斯所论述的、能够结束“恐惧”的主权者的绝对性。在欧洲特别是西欧诸国，最初缔结社会契约的是少部分人，如《大宪章》就是英国贵族逼着国王签订的；看看现在的加泰罗尼亚，我们只能说，个体权利的膨胀正在“撑破”主权原有的框架。

    加泰罗尼亚公投饱受质疑。然而就目前来看，争论更多地集中在“到底有多少人同意独立”、“实际投票率到底有多少”等细枝末节上。欧洲人仿佛忘记了，最应该讨论的焦点是“公投可否建国”。没有了霍布斯的利维坦，这片大陆注定要重新跌入名为“恐惧”的漩涡中。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