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主义不能让贸易更公平

    民粹主义贸易政策从来没有取得过很好的效果，在21世纪可能更糟。要克服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出路不在贸易保护，而是应当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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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和欧洲政治领导人因为高品质工作岗位不足而烦恼时，他们应该看看发展中的亚洲面临的严重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给全球工资水平带来巨大下行压力。

    印度的人均收入大概只有美国的1/10，在这个国家，超过1000万人正从农村涌向城市，他们通常连街头小贩之类的工作都很难找到，更不用说电脑程序员了。讽刺的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失业问题的焦虑程度，还是比亚洲人高出一个数量级。

    印度应该致力于跟随由日本首创、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曾追随的传统制造业发展模式吗？万一在未来几十年里，自动化导致这些岗位大量消失，印度将走向何处？

    当然，我们还有服务业。发达经济体有80%的人从事服务业，而印度的产业外包能力冠绝全球。不幸的是，这条路也将充满坎坷。自动化呼叫系统已经取代很大一部分全球呼叫中心业务，许多常规编程岗位也将让位给人工智能。

    中国的经济进步是过去30年来的一件大事，该国也面临相似的挑战。在就业岗位被自动化技术威胁、工资水平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创造新的制造业岗位的难度不同于以往。

    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抬头让这一困境变得更加严峻。一个明证是富士康公司（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不久前决定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新工厂。平心而论，美国因此获得的1万多个新工作岗位，与印度和中国每年增加的2000多万个工作岗位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对美国每年需要增加的200万个岗位更是杯水车薪。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欧洲仍在寻找操作空间，试图让贸易变得更“公平”，特朗普宣称他会那么做。不幸的是，漫长的贸易保护史表明，赢者通吃的情况非常罕见。更常见的是，富人和政治关系深厚者成为最终受益者，而付出更高价格的消费者成为受害者。

    在自绝于外部竞争上走得太远的国家最终会丧失优势，创新、就业和增长都会因此蒙受损失。巴西和印度在历史上都因为内向型贸易政策吃亏，两国在最近几年变得更加开放。

    另一个问题是，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早已陷入错综复杂的全球供给链。特朗普应该认识到，许多来自墨西哥的进口商品中包含大量“美国要素”。他需要重新考虑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树立关税壁垒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很可能与对墨西哥的影响一样巨大。如果美国急剧提高关税，大部分成本将以更高的价格转嫁给本国消费者。

    跨国合作的趋势会逐渐扩散到服务业。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这个名字来自18世纪的国际象棋下棋机，机器里巧妙地藏着一个人）便是很好的范例。这个平台可以让买家将非常微小的具体任务——比如编程或数据转录——以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转包给亚洲人。亚马逊为此设计了一个绝妙的口号：“假的人工智能”。

    就算贸易保护主义者能阻止外包，代价有多大？在线服务平台确实需要监管，优步的早期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不过，考虑到印度和中国每年需要创造为数巨大的就业岗位，而互联网无孔不入，“发达经济体能够紧紧控制服务出口”的想法是可笑的。

    那么，各国该如何应对技术进步和自由贸易带来的不平衡？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善基础设施和教育大有帮助。一个实例是，世界其他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举步维艰，但中国得以持续扩大该国庞大的物流和供应链。

    当今世界，人们可能需要频繁变换工作，有时跨度相当巨大。因此，我们需要焕然一新的成人教育，以在线学习为主要形式。各国应当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更高效的再分配。至于被大肆鼓吹的民粹主义贸易政策，包括特朗普政府支持的那些政策，过去从来没有取得过很好的效果；在21世纪，它们的效果极有可能更加糟糕。

    作者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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