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并非“中国的银行”
作者 顾宾
青年参考
(
2017年07月26日
02
版)
亚投行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真正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大股东,全力维护其中立性和独立地位。当然,这并不妨碍中国在亚投行的实际运作中正当行使权利,维护自身利益。
亚投行成立不到两年,国际社会反响很好。有观点认为,亚投行打造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承诺是真诚的,该机构也认真践行着“精干、廉洁、绿色”的理念。但也有一些杂音,听得最多的说法是,亚投行服务于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是真正的国际组织。
这些人的理由无非在于,中国的出资额占亚投行法定资本的30%,投票权占26%,对重大事项具有一票否决权。但是,仅凭这些能说明亚投行是“中国的银行”吗?
作为对比,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有三家国际经济组织,美国在其中两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绝对的一股独大。再看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下,有“一大四小”五家银行,美国在其中三家一股独大。这些并不影响这些机构成为国际组织。
这些机构近年来朝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方向进行股权改革,但作为大股东的美国不情不愿,甚至阻挠改革落地。没有亚投行带来的压力,有些改革还不知能否实现。
两相比较,中国推动亚投行成为国际组织的诚意更加凸显。只要有人入股,中国愿意把自己的股比降下来,这就是早期倡议阶段中国出资50%,后来降到30%的原因。中国现在“一股独大”,是因为亚投行执行“域内外有别,以GDP为基准”的股本分配公式。这些股权分配和投票权制度安排,同样体现了亚投行的国际性。
亚投行的国际性更体现在实践中。去年6月的首届年会上,亚投行宣布下届年会在韩国济州岛召开。此后,中韩关系因为“萨德”问题遇冷,但这并未影响在韩开年会的计划。今年6月的年会很成功,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亲临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据说,这是文总统在国际场合的首秀,如此礼遇在一个多边开发银行的年会上并不多见。
中国没有打亚投行这张牌,韩国也没有抵制亚投行,体现了两国政府的理性,也体现了亚投行作为国际组织的中立性。由此,亚投行有望为改善中韩关系注入正能量。美国、日本的一些人如能抛开成见,亚投行还将成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推进器。
济州岛年会上,亚投行宣布第三届年会在印度孟买举行。巧合的是,一周后发生了中印边界对峙事件,它会不会像“萨德”影响中韩关系那样,对中印关系造成重大冲击?局势有待观察,但可以明确的是,中印关系走向没有影响亚投行作为国际组织的中立性。举两个例子:今年6月,亚投行决定向印度基础设施基金投资1.5亿美元,这是亚投行的第一个股权投资项目,意义重大;7月初,亚投行批准了对印度的3.29亿美元贷款。亚投行明年在印开年会的既定计划,应当也不会受到中印关系的影响。
国际组织具有独立于成员国的天然倾向,上述例子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成员国缴纳真金白银,目的是寻求对国际组织的影响。于是,代表成员国利益的董事与银行管理层的关系总是呈现一定的张力。怎么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实现国家利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以世界银行为例。推动本国企业成功中标世行项目采购合同,一直是美国政府的优先目标。为此,美国政府不仅指示驻世行的美国执董负责收集并与国内企业分享项目信息,还在世行设立特别基金,帮助美国企业及早介入项目准备阶段。美国的做法告诉我们,在维护国际组织的国际性、中立性的同时,股东国要理直气壮地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维护股东利益。
今年早些时候,笔者参加了一个讲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位主任在现场散发《如何用多边机构实现美国利益》一文。有趣的是,此君声称“担忧”亚投行为中国利益服务,让听众困惑不已:凭什么美国可以主张多边机构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亚投行就不能服务于中国的利益?显然,他犯了“双重标准”的毛病。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研究员。
《金融时报》中文网
亚投行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真正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大股东,全力维护其中立性和独立地位。当然,这并不妨碍中国在亚投行的实际运作中正当行使权利,维护自身利益。
亚投行成立不到两年,国际社会反响很好。有观点认为,亚投行打造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承诺是真诚的,该机构也认真践行着“精干、廉洁、绿色”的理念。但也有一些杂音,听得最多的说法是,亚投行服务于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是真正的国际组织。
这些人的理由无非在于,中国的出资额占亚投行法定资本的30%,投票权占26%,对重大事项具有一票否决权。但是,仅凭这些能说明亚投行是“中国的银行”吗?
作为对比,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有三家国际经济组织,美国在其中两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绝对的一股独大。再看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下,有“一大四小”五家银行,美国在其中三家一股独大。这些并不影响这些机构成为国际组织。
这些机构近年来朝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方向进行股权改革,但作为大股东的美国不情不愿,甚至阻挠改革落地。没有亚投行带来的压力,有些改革还不知能否实现。
两相比较,中国推动亚投行成为国际组织的诚意更加凸显。只要有人入股,中国愿意把自己的股比降下来,这就是早期倡议阶段中国出资50%,后来降到30%的原因。中国现在“一股独大”,是因为亚投行执行“域内外有别,以GDP为基准”的股本分配公式。这些股权分配和投票权制度安排,同样体现了亚投行的国际性。
亚投行的国际性更体现在实践中。去年6月的首届年会上,亚投行宣布下届年会在韩国济州岛召开。此后,中韩关系因为“萨德”问题遇冷,但这并未影响在韩开年会的计划。今年6月的年会很成功,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亲临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据说,这是文总统在国际场合的首秀,如此礼遇在一个多边开发银行的年会上并不多见。
中国没有打亚投行这张牌,韩国也没有抵制亚投行,体现了两国政府的理性,也体现了亚投行作为国际组织的中立性。由此,亚投行有望为改善中韩关系注入正能量。美国、日本的一些人如能抛开成见,亚投行还将成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推进器。
济州岛年会上,亚投行宣布第三届年会在印度孟买举行。巧合的是,一周后发生了中印边界对峙事件,它会不会像“萨德”影响中韩关系那样,对中印关系造成重大冲击?局势有待观察,但可以明确的是,中印关系走向没有影响亚投行作为国际组织的中立性。举两个例子:今年6月,亚投行决定向印度基础设施基金投资1.5亿美元,这是亚投行的第一个股权投资项目,意义重大;7月初,亚投行批准了对印度的3.29亿美元贷款。亚投行明年在印开年会的既定计划,应当也不会受到中印关系的影响。
国际组织具有独立于成员国的天然倾向,上述例子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成员国缴纳真金白银,目的是寻求对国际组织的影响。于是,代表成员国利益的董事与银行管理层的关系总是呈现一定的张力。怎么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实现国家利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以世界银行为例。推动本国企业成功中标世行项目采购合同,一直是美国政府的优先目标。为此,美国政府不仅指示驻世行的美国执董负责收集并与国内企业分享项目信息,还在世行设立特别基金,帮助美国企业及早介入项目准备阶段。美国的做法告诉我们,在维护国际组织的国际性、中立性的同时,股东国要理直气壮地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维护股东利益。
今年早些时候,笔者参加了一个讲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位主任在现场散发《如何用多边机构实现美国利益》一文。有趣的是,此君声称“担忧”亚投行为中国利益服务,让听众困惑不已:凭什么美国可以主张多边机构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亚投行就不能服务于中国的利益?显然,他犯了“双重标准”的毛病。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研究员。
《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