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对视”30年

    美国摄影师康兰丝（Lois Conner）挑选了一张颇为有趣的照片，在她正在北京举办的摄影展中展出。

    那是1993年，在广州一处舞狮舞龙的民俗表演现场，原本来拍摄活动的中国同行们，纷纷掉转镜头对准了她——一个金发女摄影师和她硕大的相机。

    康兰丝透过自己的镜头和这些中国同行“对视”着。这一幕被她拍了下来，照片被命名为《摄影者》。

    这种“对视”就像一个隐喻，交代了30多年来康兰丝与中国的关系——她作为旁观者，观察和记录着中国；同时，中国也在注视着这个外来者——从最初的“大惊小怪”到后来的“见怪不怪”。

    康兰丝记录中国的视角与众不同。她的照片可以同时容下超广的视野和清晰的细节。比如她拍摄的乐山大佛，一张照片“装下”了几乎整个山壁，站在“大佛”脚面上和半山亭子里的游人动态清晰可见。

    能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她那台34公斤重的大型全景照相机。那是一种在20世纪初流行的大型相机，也被称作“宴会相机”（banquet camera），当时被贵族们用来拍摄宴会集体照。它的画幅很广，拥有比如今流行的电子单反相机大30倍的感光元件，可以保证集体照中的每个人都能清晰入镜。

    这种相机的原理是最原始的“小孔成像”。镜头后的摄影师需要借助一片毛玻璃进行取景和构图。光线进入相机的“黑盒子”后，在一块毛玻璃上呈现出与现实世界完全颠倒的影像。为了看得更清楚，有时候，摄影师还需要在相机上盖一块遮光布，自己钻进去构图。曝光后，颠倒的影像就印在了放在毛玻璃上的胶片上。也因此，康兰丝给自己在北京东景缘举办的摄影展取名“颠倒”。

    值得一提的是，康兰丝用全景相机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比一般的照片长，就像中国古代的画卷。她选择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离不开来自中国的启发——甚至可以说，如果当初没有见到那幅中国明代的山水画，她不会走上今天这条路。

    30多年前，不满30岁的康兰丝在耶鲁大学摄影专业攻读研究生学位。偶然之下，她选修了一门有关中国明代山水画的课程。课上，她被一幅画上的漓江风光震住了。那是她和中国“对视”的第一眼。

    课后，她追问老师：“为什么他们要虚构出这样的风景”，得到的回答是，“这个地方是真实存在的”。就是那一刻，康兰丝意识到，她必须去中国。

    在联合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后，1984年，在古根海姆基金会摄影奖学金资助下，康兰丝第一次来到中国。她去了漓江，在中国待了9个月，并在此后的30多年间“一直回来”。她甚至断定，“中国就像我的缪思，是灵感的源泉”。

    33年来，康兰丝走过了很多中国的城市。定居纽约的她，觉得“上海更像属于我的城市”，但北京给她的感觉尤为不一样，“它不止一次充当过首都，是一座既有历史又有现代感的城市”。她将这样的视角安放在《北京：当代与帝国》这部影集中。

    康兰丝自称“景观收集者”，在影集中，出镜最多的是北京的圆明园，那是“帝国”的遗迹。1996年，康兰丝曾跟随世界顶尖的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andall Barme）在圆明园一起做历史研究。此后，只要来北京，不知道该去哪时，康兰丝就会去圆明园。

    “对我来说，圆明园就像一块磁铁，一直吸引着我。它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缩影。哪怕踢到一块碎石瓦砾，那种细微的响声，也好像是千年前传来的。”中国作家许知远称康兰丝的照片让他看到了“亢奋、扩张的北京的另一面，它被遗忘的往昔，孤独、静谧与没落之美。”

    至于“当代”部分，康兰丝选取了北京著名的地标性建筑物。中国银行总部大厦、央视总部大楼、鸟巢……这些照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多数建筑物都摄于还在建设中的状态，裸露出其内在的钢筋水泥的肌理。

    之于中国，这些标志性建筑物象征着一个转折点。就在鸟巢、国家大剧院、央视大楼等一一落成的2008年前后，中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独树一帜。令人瞩目的还有那场迎来204个参赛国家及地区代表团的奥运会。当年的《人民日报》评论：“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标志着奥运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康兰丝也走进了这个“新时代”。渐渐地，她作为一个外国人，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见过了大场面的中国人”开始对她本人“见怪不怪”，不再向她投来那么多“注目礼”。

    “中国的巨大变化，事实上并不是吸引我来中国的主要原因。但是，一张张照片客观上充当了历史的记录，虽然不是有意的，但你的照片就这样变成了历史。”许多康兰丝拍摄过的地方，如今已经完全变样。“你永远也不会再碰到那个角度、那个场景”，康兰丝说。好在，她拍下了那些，“拥有了”那些历史。

    那么，对中国，她会有“相看两厌”的那一天吗？

    “你觉得我是那种会感到厌倦的人吗？”康兰丝反问。“永远不会，”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