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民粹主义的世界什么样？

    民粹主义是历史现象，也是暂时现象。这一轮民粹主义浪潮消退后，政治权威需要建构，国家框架需要巩固；更重要的是，所有国家、地区和族群都要重建身份认同。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绘我们所处的时代，你会选择什么呢？

    笔者的选择是民粹主义。

    金融危机爆发六七年后，危机的政治效应开始显现出来。从人性来说，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公众总喜欢寻找一个父亲一样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强势政治人物的崛起。

    民粹主义就是这样的危机后遗症，它打破和压缩了政治的层级——越是强调大众主权，就越要把权力转移到具有魅力的政治人物手中。不管特朗普如何不靠谱，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他；无论马克龙多么年轻没有经验，他还是被选民认定是拯救法国的那个人。

    民粹主义的时代，是一个危机不断释放的艰难时代，更是世界历史回归的时代。简单来说，当世界形势一日三变的时候，考验的就是人们解释世界的能力。

    民粹主义如同幽灵，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任何一次危机都会带来民众的觉醒，而没有组织的民意就是民粹主义，这样的民意难以形成政治动员之后的共识。

    与之相对，任何政治体系都需要进行等级性的建构，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述，“市场经济和官僚制度是近代以来理性化的体现，因为它们实现了非人格化的交流和互动”。民粹主义是对现有官僚体制框架的修正，但谁也不可能在一个无组织的环境下生活。

    20世纪30年代，世界曾目睹民粹主义兴起的全过程。民粹主义被当作应对问题的可能方案，它打破了官僚制度，通过强大的宣传和组织完成政治经济动员，让政治强人与普罗大众成功联姻。这就像一辆汽车，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看着可以飙起来，却是非常危险的。民粹主义恰恰如此，它以一种更加迫切的心态面对问题，采取最直接的手段加以解决。

    当然，回顾历史，没人认为民粹主义会成为常态，它充其量是转型过程中的插曲。

    随着危机消退，下一个政治经济周期开始后，民粹主义会慢慢隐藏起来。民粹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同样面临各种挑战。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面临罗斯福的美国的抵制，今天的特朗普则面对政党政治及主流媒体的规制；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硬脱欧”方案遭到提前大选的抵制；马克龙在法国当选，被部分人解读为民主的缓慢进化。

    接下来。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后民粹主义的时代了。世界是继续前进，还是停滞不前？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后民粹主义时代，政治权威需要重新建构，公投及提前大选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削弱；权力不再单纯在国家机器之间转移，而是从政治人物向民众转移。后民粹主义时代，每个国家都需要稳定的国家框架。国家秩序的耐性和韧劲才是对抗民粹主义的关键，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都需要进行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

    每个国家或地区都需要寻找一条基于自身传统的发展之路，寻找自己的传统及安身立命的精神。当今的世界高度一体化，也遭遇了空前的裂变，“西方的消退”成为现实，全球性的共识逐步沉降，这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巨大考验，所有人都需要新的指引。

    显然，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精神”或“自我认同”需要更加稳固的国家制度框架与之融合，唯有如此，这个国家或地区才能稳定。

    中东地区失序的根本原因在于宗教的精神与世俗国家制度难以匹配；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很大程度上同样与极端主义者和都市化的世俗生活不能融合有关。这对源于欧洲的世俗国家制度是巨大的挑战，或者说，这是世界史上至少是欧洲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

    后民粹主义的世界秩序，是更加多元的文化精神和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模式相结合，从而在公民社会实现治理和自我治理。只有每个群体的认同和身份得到确认，在国家制度乃至国际治理上得以体现，人性中的躁动才能被安抚，民粹主义才不会再度走到台前。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