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困”摇撼国际格局

    百年来为欧美诸国推崇进而席卷世界的“现代性”，其实蕴藏大量悖论而不为西方人自知。直到“黑天鹅”陆续起飞，外界才意识到，这套看似神圣的体系已露出病态。

    近几年，国际政治中令人惊异的现象此起彼伏。“伊斯兰国”出现了，英国脱欧了，特朗普胜选了，欧洲民粹主义高涨了……桩桩件件，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地预示着全球范围存在翻转、分裂、动荡、挣扎，维系既有国际格局的“现代性”随之面临空前压力。

    其实，现代性本身就蕴藏着悖论。在与传统因素的抗争中，现代性胜出，却也播下了问题的种子。只不过，把现代性描摹成乐观图景早已成为全球共识，这种共识历经百年时光，世人浸淫日久，就容易忽视其恶的一面。因此，当累积的种种负面因素集中浮现时，我们就如同当年无知的欧洲人，诧异世界上竟然存在黑天鹅，而忘了黑天鹅本就存在。

    对现代性之恶的批判与反思，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彼时，对现代性的拒斥，在东方国家的思想家笔下频频闪现。印度的泰戈尔、甘地，中国的梁启超、梁漱溟，日本的新渡户稻造、冈仓天心，处在各自的千年变局中，既迎接现代性又反思现代性，进而对支撑现代性的三大价值观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工具理性，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质疑。

    一战过后，现代性的大潮最终以不可阻挡之势将东方思想变成了历史尘埃，将历史道路变成了纸上追忆。黑格尔曾将中国定义为“诗意的帝国”，这绝不是什么褒义词，而是暗指中国式的散漫重复和缺乏历史创造性。于是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个文明不曾断裂的东方古国，在简短的“中西体用”之争后，也选择了拥抱现代性。

    又经历了二十年高歌猛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带来了更惨烈的旷世灾难，但人们对现代性的乐观并未改变。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向纳粹政权投怀送抱，其他知识分子鄙视他，并不是不明白他为何接受了纳粹思想，而是嘲讽他像曾经的柏拉图那样，想做叙拉古的“帝王师”却终不可得，一句经典的嘲讽随口而出：“君从叙拉古来？”轻描淡写，落地无声。

    时间来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依然处在高涨的、全面倡导现代性的热情中。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垮掉一代，苏联的出兵东欧，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其中多少夹杂着对理想与现实不符的愤懑，也夹杂着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性道路的迷茫。

    只不过，在冷战的宏观图景中，每个国家心中都有一个敌手，在与对方竞争的意识下，对现代性之恶的反思被湮没了。各国体制不同，但都在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冷战的结束，全球经济总量的激增，对西方来说仿佛印证了现代性的胜利。弗朗西斯·福山抱着乐观主义情绪写下了“历史的终结”，宣称美欧的模式是最好的模式，整个世界将向美欧模式高歌前行；从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来看，历史不会再有质变，人类已经找到福祉所在，将逐渐趋向为了认可或荣誉而奋斗。但世易时移，如今的福山已不再如此乐观。

    政治衰败、局势动荡、保守回退，正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的关键词。而这一切，都可以溯源到现代性自身的悖论。

    现代性缔造了国家的边界，却使各国争得剑拔弩张，日韩有独岛（竹岛）之争，日俄有北方四岛之争，亲如一家的美国和加拿大也有边界之争；

    现代性强调与民福祉，但一方面是欧洲福利国家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另一方面，越是现代化进程在前的国家愈发陷入阶层固化；

    现代性推崇工具理性，商品经济、财富增长正是最佳表现，因而要把宗教置于世俗之下，把心灵置于经济之下，这种做法却引起了小如个体心灵彷徨，大如“伊斯兰国”崛起的反弹；

    现代性强调分权制衡，我们却看到一个个强势领导人在世界各个地区掌控权力，以集权式的高效应对紧迫的时局。

    现代性之困的浮现期已然来临。百年前，西方人将中华帝国称为“病夫之国”，称要用现代化之方加以医治。百年后，当作为现代化前沿的欧美国家呈现病态之时，何药可医？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