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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4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现代性之困”摇撼国际格局

作者 王文奇   青年参考  ( 2017年06月14日   02 版)

    百年来为欧美诸国推崇进而席卷世界的“现代性”,其实蕴藏大量悖论而不为西方人自知。直到“黑天鹅”陆续起飞,外界才意识到,这套看似神圣的体系已露出病态。

    近几年,国际政治中令人惊异的现象此起彼伏。“伊斯兰国”出现了,英国脱欧了,特朗普胜选了,欧洲民粹主义高涨了……桩桩件件,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地预示着全球范围存在翻转、分裂、动荡、挣扎,维系既有国际格局的“现代性”随之面临空前压力。

    其实,现代性本身就蕴藏着悖论。在与传统因素的抗争中,现代性胜出,却也播下了问题的种子。只不过,把现代性描摹成乐观图景早已成为全球共识,这种共识历经百年时光,世人浸淫日久,就容易忽视其恶的一面。因此,当累积的种种负面因素集中浮现时,我们就如同当年无知的欧洲人,诧异世界上竟然存在黑天鹅,而忘了黑天鹅本就存在。

    对现代性之恶的批判与反思,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彼时,对现代性的拒斥,在东方国家的思想家笔下频频闪现。印度的泰戈尔、甘地,中国的梁启超、梁漱溟,日本的新渡户稻造、冈仓天心,处在各自的千年变局中,既迎接现代性又反思现代性,进而对支撑现代性的三大价值观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工具理性,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质疑。

    一战过后,现代性的大潮最终以不可阻挡之势将东方思想变成了历史尘埃,将历史道路变成了纸上追忆。黑格尔曾将中国定义为“诗意的帝国”,这绝不是什么褒义词,而是暗指中国式的散漫重复和缺乏历史创造性。于是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个文明不曾断裂的东方古国,在简短的“中西体用”之争后,也选择了拥抱现代性。

    又经历了二十年高歌猛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带来了更惨烈的旷世灾难,但人们对现代性的乐观并未改变。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向纳粹政权投怀送抱,其他知识分子鄙视他,并不是不明白他为何接受了纳粹思想,而是嘲讽他像曾经的柏拉图那样,想做叙拉古的“帝王师”却终不可得,一句经典的嘲讽随口而出:“君从叙拉古来?”轻描淡写,落地无声。

    时间来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依然处在高涨的、全面倡导现代性的热情中。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垮掉一代,苏联的出兵东欧,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其中多少夹杂着对理想与现实不符的愤懑,也夹杂着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性道路的迷茫。

    只不过,在冷战的宏观图景中,每个国家心中都有一个敌手,在与对方竞争的意识下,对现代性之恶的反思被湮没了。各国体制不同,但都在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冷战的结束,全球经济总量的激增,对西方来说仿佛印证了现代性的胜利。弗朗西斯·福山抱着乐观主义情绪写下了“历史的终结”,宣称美欧的模式是最好的模式,整个世界将向美欧模式高歌前行;从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来看,历史不会再有质变,人类已经找到福祉所在,将逐渐趋向为了认可或荣誉而奋斗。但世易时移,如今的福山已不再如此乐观。

    政治衰败、局势动荡、保守回退,正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的关键词。而这一切,都可以溯源到现代性自身的悖论。

    现代性缔造了国家的边界,却使各国争得剑拔弩张,日韩有独岛(竹岛)之争,日俄有北方四岛之争,亲如一家的美国和加拿大也有边界之争;

    现代性强调与民福祉,但一方面是欧洲福利国家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另一方面,越是现代化进程在前的国家愈发陷入阶层固化;

    现代性推崇工具理性,商品经济、财富增长正是最佳表现,因而要把宗教置于世俗之下,把心灵置于经济之下,这种做法却引起了小如个体心灵彷徨,大如“伊斯兰国”崛起的反弹;

    现代性强调分权制衡,我们却看到一个个强势领导人在世界各个地区掌控权力,以集权式的高效应对紧迫的时局。

    现代性之困的浮现期已然来临。百年前,西方人将中华帝国称为“病夫之国”,称要用现代化之方加以医治。百年后,当作为现代化前沿的欧美国家呈现病态之时,何药可医?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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