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对非法入侵者动武吗
作者[美]丹尼尔·J·利维汀
青年参考
(
2017年04月05日
03
版)
人类是一个喜欢有备无患的物种,很多人为此持有武器,随时准备对似乎有威胁的可疑人物刀兵相向。事实上,过分的自保意识并不能让个体更安全,也不会让社会秩序更好。所以,在对不速之客动武前,我们应该再问自己一遍:现在是否已经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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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天,坐在桌前工作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男人从窗边经过,走到拐角处,奔屋后而去。他大概20多岁,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运动衫。我从未见过他。
我等在原处,以为他会转回来。可过了几分钟,他没有再次现身,我才猛然意识到,对方可能心存不轨。我转头从后窗看出去,发现他正透过一扇扇窗户向屋内张望。
像很多人一样,我的第一反应是抄起一把枪。当然,我并不是家人和朋友眼中的异类。我对枪支没有什么不适应,在成长过程中以打靶为乐,还参加过射击比赛。但另一方面,我强烈支持枪支管制,反对死刑。
我以前一直觉得,在生死关头,我能以理服人或者靠三寸不烂之舌摆脱困境。但几个月前,在离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很近的小镇上,一名70岁的女士遭遇劫匪,挨了两颗子弹。凶手为什么朝她开枪?因为她试图跟他沟通,打乱了匪徒设计好的抢劫计划。
因此,我也给自己弄了一把枪,万不得已时使用。
从统计学角度看,我知道自己可能永远也不需要枪。我还知道,如果有枪,我的处境也许会更糟。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家中存有枪支,几乎会让暴力致死的风险高出一倍。另一项研究也表明,2012年,全美国共发生259起有正当理由的枪杀案(即为扭转局面,开枪杀死闯入者),但意外枪击导致的死亡事件是前者的两倍多。
然而,执法部门和军队的朋友的确建议我在家存放枪支。一次,一位当警探的朋友来访,我们推演了有人闯入的十几种情形,发现唯有在一种情形之下,持枪可能帮助我。即便如此,他还是建议我弄把枪,还讲述了他遇到过的屋主保护自己免遭侵入者伤害的情况。
那之后不久,家里有位老人患了关节炎,决定处理掉自己的霰弹枪和手枪,便把它们交给了我。于是,我悄没声儿地成了合法持枪者。
现在,鉴于鬼鬼祟祟的陌生人摸进了我家,我抄起一把枪,上膛,然后报警。
闯入者还在后院,透过窗户窥探着。或许他正侧耳细听,接着便要闯进来?或许他正等待同伙?
我试图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警方最终会赶到并搞定一切,但不速之客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我们俩会发生对峙。如果他持有武器,我可能不得不朝他开枪。我可能杀死他。
我满脑子都是理智的声音,我亲爱的父母的声音:如果别无选择,我应该朝他开枪。是的,别无选择——这几个字在我脑海中回荡。
忽然,我开了窍。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到屋外去,这样一来就不会发生对峙了。
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经由车库门离开,守在街角。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意识到:家里没有任何东西比一条人命更有价值。它们不过是身外之物。如有必要,我可以为保卫自己或家人的生命而朝别人开枪,但没必要为保卫身外之物而这样做,否则就太疯狂了。
好在没过多久,一男一女两名便衣警员便出现了。我听到男警察与闯入者交谈,一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警察对那个男人说:“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不会伤害你的。”过了一会儿,他们铐住了他,又通过无线电叫了巡逻车,几分钟后,车子开过来,把闯入者带走了。
两位警员离开前,让我在警务报告上签名。“看来这家伙心理健康有问题,”男警察说,“我们和他在后院的时候,他自称在和上帝对话,要求上帝原谅他,不让我们伤害他。”
我在他们眼里看到了同情。他们对那个男人并不生气,对自己该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争议。警员们的目的非常明确:维护和平,缓和局面。
第二天,警方又给我消息。他们检查了我的监控录像,发现那个男人似乎在非常仔细地检查门窗。警方猜测他所谓的“跟上帝对话”可能是欺骗警员的套路。
真相仍是未解之谜。但事发后,我有好几天心情忐忑。事情的发展本可能非常不同。
数据表明,动武不会令我们更安全,但我们自欺欺人,觉得这些数据并不适用于自己,正如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优于平均水平的驾驶员,正如每个赌徒都认为自己可以打败庄家。同样,我们拿起武器,是因为如果发生对抗,我们不希望自己没有准备,都认为自己可以打败命运。
人类是一个喜欢有备无患的物种。我们购买各式各样的保险产品,虽然大多数人永远不会需要它。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会把枪放在手边以防万一。这么做给人的感觉很理性,即使实际上并非总是如此。总之,今晚入睡的时候,我仍然是个从来没有杀过人的人。
作者是美国密涅瓦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的创始院长,著有《武器化的谎言:如何在后真相时代批判性思考》一书。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
人类是一个喜欢有备无患的物种,很多人为此持有武器,随时准备对似乎有威胁的可疑人物刀兵相向。事实上,过分的自保意识并不能让个体更安全,也不会让社会秩序更好。所以,在对不速之客动武前,我们应该再问自己一遍:现在是否已经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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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天,坐在桌前工作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男人从窗边经过,走到拐角处,奔屋后而去。他大概20多岁,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运动衫。我从未见过他。
我等在原处,以为他会转回来。可过了几分钟,他没有再次现身,我才猛然意识到,对方可能心存不轨。我转头从后窗看出去,发现他正透过一扇扇窗户向屋内张望。
像很多人一样,我的第一反应是抄起一把枪。当然,我并不是家人和朋友眼中的异类。我对枪支没有什么不适应,在成长过程中以打靶为乐,还参加过射击比赛。但另一方面,我强烈支持枪支管制,反对死刑。
我以前一直觉得,在生死关头,我能以理服人或者靠三寸不烂之舌摆脱困境。但几个月前,在离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很近的小镇上,一名70岁的女士遭遇劫匪,挨了两颗子弹。凶手为什么朝她开枪?因为她试图跟他沟通,打乱了匪徒设计好的抢劫计划。
因此,我也给自己弄了一把枪,万不得已时使用。
从统计学角度看,我知道自己可能永远也不需要枪。我还知道,如果有枪,我的处境也许会更糟。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家中存有枪支,几乎会让暴力致死的风险高出一倍。另一项研究也表明,2012年,全美国共发生259起有正当理由的枪杀案(即为扭转局面,开枪杀死闯入者),但意外枪击导致的死亡事件是前者的两倍多。
然而,执法部门和军队的朋友的确建议我在家存放枪支。一次,一位当警探的朋友来访,我们推演了有人闯入的十几种情形,发现唯有在一种情形之下,持枪可能帮助我。即便如此,他还是建议我弄把枪,还讲述了他遇到过的屋主保护自己免遭侵入者伤害的情况。
那之后不久,家里有位老人患了关节炎,决定处理掉自己的霰弹枪和手枪,便把它们交给了我。于是,我悄没声儿地成了合法持枪者。
现在,鉴于鬼鬼祟祟的陌生人摸进了我家,我抄起一把枪,上膛,然后报警。
闯入者还在后院,透过窗户窥探着。或许他正侧耳细听,接着便要闯进来?或许他正等待同伙?
我试图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警方最终会赶到并搞定一切,但不速之客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我们俩会发生对峙。如果他持有武器,我可能不得不朝他开枪。我可能杀死他。
我满脑子都是理智的声音,我亲爱的父母的声音:如果别无选择,我应该朝他开枪。是的,别无选择——这几个字在我脑海中回荡。
忽然,我开了窍。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到屋外去,这样一来就不会发生对峙了。
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经由车库门离开,守在街角。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意识到:家里没有任何东西比一条人命更有价值。它们不过是身外之物。如有必要,我可以为保卫自己或家人的生命而朝别人开枪,但没必要为保卫身外之物而这样做,否则就太疯狂了。
好在没过多久,一男一女两名便衣警员便出现了。我听到男警察与闯入者交谈,一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警察对那个男人说:“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不会伤害你的。”过了一会儿,他们铐住了他,又通过无线电叫了巡逻车,几分钟后,车子开过来,把闯入者带走了。
两位警员离开前,让我在警务报告上签名。“看来这家伙心理健康有问题,”男警察说,“我们和他在后院的时候,他自称在和上帝对话,要求上帝原谅他,不让我们伤害他。”
我在他们眼里看到了同情。他们对那个男人并不生气,对自己该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争议。警员们的目的非常明确:维护和平,缓和局面。
第二天,警方又给我消息。他们检查了我的监控录像,发现那个男人似乎在非常仔细地检查门窗。警方猜测他所谓的“跟上帝对话”可能是欺骗警员的套路。
真相仍是未解之谜。但事发后,我有好几天心情忐忑。事情的发展本可能非常不同。
数据表明,动武不会令我们更安全,但我们自欺欺人,觉得这些数据并不适用于自己,正如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优于平均水平的驾驶员,正如每个赌徒都认为自己可以打败庄家。同样,我们拿起武器,是因为如果发生对抗,我们不希望自己没有准备,都认为自己可以打败命运。
人类是一个喜欢有备无患的物种。我们购买各式各样的保险产品,虽然大多数人永远不会需要它。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会把枪放在手边以防万一。这么做给人的感觉很理性,即使实际上并非总是如此。总之,今晚入睡的时候,我仍然是个从来没有杀过人的人。
作者是美国密涅瓦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的创始院长,著有《武器化的谎言:如何在后真相时代批判性思考》一书。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