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偏狭包围时，请向文学求助

    文学拒绝被收编，也不会受人支使，而总是力图展现某种普世性。阅读文学经典能让我们在别人的生活、国度和语言中邂逅我们自己，发现自己和他人并无不同。由此，狭隘的地域和身份观念在我们的心中将难有容身之地。

    无论何时，长辈在鼓励我拿起书本时常说，“通过阅读才能了解世界”。确实，书籍带我领略了不同的国家、心态、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参与最不寻常的集会。

    经由阅读，我可以进入私密的房间，倾听精彩的交谈，能够观察另一个人内心的微妙变化。书籍向我展示了恐惧和美好。这些都是真实的。

    不过，阅读时，最神奇的时刻并非遇到我原本不知道的知识，而是遇见自己时，读到一个句子精确地描述了我一直以来的认知或感受时。它们让我知道，我其实和他人并无不同。

    或许这就是读书这件事真正的妙处：在别人的生活、国度和语言中邂逅我们自己。背景越陌生，这种经历越深切。之后，便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我们和书中人物跨越了时空界线。

    有多少次，我躺在床上，却突然发现自己是俄罗斯人、法国人或日本人？有多少次，我成了农夫或贵族？又有多少次，我变成了女性？我遇到过自由和不自由的自己，也邂逅过身为同性恋、残疾人和老人的自己，受人爱戴和遭人憎恨的自己。

    这些情景的出现并不需要我的同意。

    所有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都能让我们跨越重重限制，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些时刻不只是令人发笑、使人迷惘或有趣的“虚拟现实”实验。它们是真正的、灵魂的延伸。它们是人性的核心。不夸张地说，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它们。如果没有它们，我们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

    就像河流终将汇入大海一样，从简·奥斯汀的民间社会秩序到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从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开罗到塔耶卜·萨利赫的苏丹村庄，伟大作品中的细节总是具有普世性。

    这或许从反面印证了标志性小说《饥饿屋》的作者、津巴布韦作家达姆布佐·马雷切拉所说的，“如果你是为某个特定的国家或种族服务的”，那么这方面的体验就对你毫无用处。他反对的是狭隘的地方主义，是那种已经侵入我们的校园和公共话语的身份主义。这种思想认为，个体的生活首先代表着某个种族、宗教或文化类别。

    马雷切拉推崇的是一种勇敢的普世主义，这是文学作品发挥作用的核心。我认为，它对我们反抗玛丽娜·勒庞、海尔特·维尔德斯和奈吉尔·法拉奇等民粹主义者的狭隘见解也极为重要。

    我们读到的任何作品，都不会提供某种我们尚不具备的、新颖或陌生的感受，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写，“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无法向我们灌输我们不知道的感受或热情。它们能做的，只是发展我们的情感、心理和学习生活，并通过这么做来展示彼此心灵相通的方式和程度。

    这就是为什么说文学是普世主义本能的最有力依据，也是文学坚定捍卫其自由的原因。它拒绝被收编，不管涉及的项目多么高尚，多么紧迫。它也不会受人支使。它本能地对相冲突的同理心，对走进彼此心里的男女，对怀疑和矛盾感兴趣。这正是它会像月亮之于夜晚，在无意中扰乱极权主义叙事的原因。它揭示的人性，对今天的对话至关重要。

    作者出生于利比亚，著有回忆录《回归》，主要讲述他如何寻找失踪的父亲。《一分为二的童年》与《失踪的剖析》等小说也是他的作品。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