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准男人口无遮拦比人人污言秽语更糟

    语言粗鄙与否，其判断标准和性别无关。比人人污言秽语更糟的是只准男人口无遮拦。反过来说，要净化当下的语言环境，男人们不妨以百年前的女性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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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天，我在厨房操作台上放了一只空玻璃罐，上面贴了张标签“不准讲粗话”。我打算用这个东西阻止女儿们打破语言禁忌：她们讲一句粗话，就得往罐子里投进1美元。

    这玩意儿对我也是一种约束。最近几个月，政局动荡、压力俱增，害得我有时忍不住说粗话。因此，我也要遵守拿美元立誓的规矩，以免女儿们跟妈妈学坏。

    这只是家常小事吗？也许。然而，诚如人类学家们一直认为的那样，界定“粗话”的方式是社会规范的晴雨表。说到当今的西方文化，我们到底有没有讲粗话？这个问题还揭示出一些有关性别角色转变的有趣事实，以及性别角色转变带来的内部冲突。

    要理解这点，可以关注一下加州州立大学语言人类学家芭芭拉·乐曼思特进行的一项有趣的研究。她考察了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男性和女性讲粗话的规律，借鉴了大量调查数据、历史记录和已发表的文献。

    芭芭拉注意到，粗话可以分成三大类：有关性、排泄物或宗教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足为奇。粗话之所以有语出惊人的效果，就在于它们对规矩置若罔闻，而且百无禁忌。就美国文化而言，人们认为性行为、排泄物和宗教信仰分别是私密的、肮脏的和神圣的。因此，在公众场合无礼地谈论这些话题，会颠覆人际交往的边界。

    但语言不会一成不变，粗话也不例外。回顾一个世纪前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说话方式时，芭芭拉发现了惊人的性别差异：男性发怒时会说跟性、排泄物和宗教有关的污言秽语（跟现代的脏话相似）。然而，这项研究指出，当时的女性“有专用语”。她们在使用那些冒犯宗教的词语时，会用比较文雅的表达方式，如“哦，天呐”或“我的老天爷”，以及一些如今不再被视为冒犯的表达方式，原因在于，宗教现已失去了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不难理解：一个世纪以前，在众多生活领域中，男女分工明确，理想的“女性特质”被假设为从属的、温顺的、唯命是从的。女人像男人一样说话，口气强硬且粗鲁，是非常忌讳的。

    如今，对于“可接受”的女性举止，公众的观念已然改变。女性可以成为政客、商界领袖、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即便如此，她们仍旧不能享有与男性等同的文化自由；只要看看公众对希拉里·克林顿的大加责难，或是人们形容女强人的惯用语“专横”便一目了然。但是，随着女性角色的转变，人们对女性谈吐的预期经历了持续的变化。

    观察现代人怎么讲粗话时，芭芭拉发现，女性说出的脏字在数量上与男性不相上下，甚至更多。“女人们开始讲以往只出自男性之口的粗话，男人们却没使用一个世纪前的女性用语。”同时，与性、排泄物及宗教相关的词语在比重上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现在既反映性别，也反映宗教和阶层。

    这是好事吗？很多读者也许会高呼“不是”。考虑到笔者也是由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各种偏见塑造出的个体，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同样感到沮丧：我憎恨一个由“粗鄙”语言堆砌的世界，特别是如果我的女儿们身处其中。

    就这样，我想出了“粗话玻璃罐”的主意。

    可话说回来，骂人如今成为一种机会均等的行为，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可喜的。争取到大骂而无需道歉的权利从来不是女权主义者的理想。况且，比起当今女性竭力应对的、严肃得多的问题，这微不足道。但我还是觉得，比人人污言秽语更糟的是只准男人口无遮拦。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语言应该是“性别盲”的。

    所以，或许是时候让男人们学学女人们从前的谈吐，然后让我们所有人在发泄时只限于说“上帝”或“可恶”。这听起来似乎过于温和或拐弯抹角，甚至可能让我们在这个动荡时代气不打一处来。但是，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突出的是，多点礼仪、尊重和善意可能大有裨益——对男人和女人皆是如此。这甚至可能有助于创建一个平等的世界。

    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助理主编，负责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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