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现实让社会变得更糟

    逃避现实对社会越有害，它就越有可能传染。要把这种自我强化的趋势停下来，领导者必须承认与自身不同的观念，而不能心满意足地倾听想法相同者的高谈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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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理性经济人来说，我们刚刚送走的并不是一个好年头。美国选民以微弱优势选出了一位相信气候变化是无稽之谈、撕毁贸易协定将推动增长和就业的总统。英国人在退欧公投中以微弱优势让自己走上了一条被90%的经济学家认定“中长期将带来破坏效应”的道路。

    在一场又一场公共辩论中，民粹主义者赢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专家们输了。由于民粹主义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沮丧的专家认为结果不会太妙：特朗普主义不会让制造业岗位回到美国；今后4年不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只会让全球气温上升的后果加速显现。

    有一位经济学家不会对“数百万火鸡纷纷投票赞成过圣诞节”感到意外，那就是前不久辞世的托马斯·谢林。他的去世，让经济学界失去了最深刻的思想者之一。谢林是首批将如今流行的行为学理论吸收进研究的学者之一，其中一条理论是：个人不仅就消费多少和工作时长等生计问题做出选择，还会就信念做出选择。早在1984年他就指出，人们的幸福感取决于相信能让他们感觉良好的事情，人类能从一些信念中获得消费价值。

    这意味着，自负和确认偏误等一些心理偏差并非大脑的偶然之举，而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目的，最直接的就是想让自己感觉更愉悦。通常而言，它们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自负的人往往干得多、省得多而且退休迟，但即便如此，妄想信念的社会溢出效应依然十分有害。

    有时，经济学家罗兰·贝纳布和让·梯若尔所称的“相互确证妄想”对所有人都有利。例如，在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如果许多企业在客观上对前景过于乐观，那么它们的努力就可能缓解低迷趋势。衰退既可能自我实现，也可能自我避免。

    然而，在更多情况下，回避现实带来了可怕的结果。许多企业灾难或其他灾难源于群体思维，以及在相反证据出现时不愿改变信念，异议者因此受到嘲讽或攻击。2005年，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在就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警告某些政策制定者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实际上，逃避现实对社会越有害，它就越有可能传染，因为承认错误和直面即将来临的灾难越来越困难；每个个体在错误地相信其他人正确时的赌注相应上升。

    人们或许认为，大众可能妄想，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太可能回避令人不快的真相。令专家们难堪的事实是，虽然拥有高认知技能的人不太容易闭目塞听，但他们更可能用“理性分析”来拒绝与自己信念冲突的证据，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从坚持信念带来的效应看，2016年是“相互确保摧毁”的完美风暴。我们面临的现实非常可怕，从全球气候变化到叙利亚战争，再到绝望的移民潮。因此，经由否认获得的慰藉非常大，传染效应更强。

    群体间的信念出现分歧时，自我强化的趋势导致两极分化，社交媒体和在线新闻加速了这一过程。政客们通过迎合这些趋势拉票，媒体则通过点击量增强这些趋势来使利润最大化。

    想让任何自我强化的趋势停下来，难度非常大。因此，保护不同意见非常重要。

    某些政客和评论家不容忍他人观点的迹象尤其令人警惕。现实终究会追上妄想者。如果气候变化像否认者宣称的那样是个骗局，我们就不用担心；如果不是骗局，我们将集体承担后果。真正的领导力在于承认对不确定后果的异见，而非舒舒服服地倾听想法相同者的高谈阔论。

    （作者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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