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创”一问
教授走出象牙塔,还在等什么?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胡春艳
青年参考
(
2016年12月14日
21
版)
在中国青年报社参与主办的“2016国际创新创业博览会”开幕前夕,中国青年报社派出多路记者深入一线采访,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双创”中遇到的难题和难点,以及在这些难点上的突破、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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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向知识价值致敬”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把一些游走在校园与企业之间灰色地带的高校教师兼职创业的“天花板”捅开了更大的口子。
为了让科技成果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从中央政府到各地以及高校近年来不断推出各种政策,从“彻底放权”到“完全让利”,就是要打通从科技到经济中最重要的环节——激活科研人才的活力和激情。
政策的口子越开越大,可落实到每一个高校科研工作者身上,他们到底能不能享受到政策的红利?《中国青年报》记者深入全国多所高校采访了解到,不少高校科研人员依旧心存疑虑,认为上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导向性政策尚缺乏配套实施细则,到底能产生多大效力,不少人仍在观望。
“国家导向性政策出台后,在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仍缺乏有针对性的扶持细则。”天津大学宣怀学院副院长、博导邹强认为,政策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落实。现在特别需要对导向性政策的权威解读,目的就是要先设定出明确的法律边界,“让法律来保证科研人员在政策执行中的各项行为不跑偏。”
“政策太多,有的放、有的管,之间逻辑关系不清晰,谁敢随便动?”看到“放开高校教师兼职兼薪”的新政,某高校学院院长笑称,“也不知自己该不该做,干脆先不做。”因为按照国家对干部管理的相关文件,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或持股,“而在高校,很多学科领军人物或学术带头人,往往都兼有行政管理职务。”
前面放权,后面照旧严管,类似政策和制度不配套的问题依旧存在。因为各部门文件要求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一项新政出来,其他相关部门的制度没跟上,导致最终传递到大学校长、科研人员身上的只能是“等等等”。
很多学者都谈到,能否列出“负面清单”,综合各方面政策,专门针对科研成果转化,明确哪些人、哪些事不能做,避免触碰红线,也让大家不再一味“等等等”。
此外,高校和科研人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邹强说,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员掌握的科技发明成果绝大多数都属于职务发明,很多知识产权问题仍未厘清,直接关系到兼职或创业收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比起制度设计的不够完善,更大的问题在于高校科研人员自身动力不足。
“让高校教师出去创业,失败率比大学生创业低不了多少。”一位青年教师直言,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工厂再到市场,是很长的链条,要想成功需要经历漫长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对高校科研人员而言,熟悉的只是链条中的一段。”
为了打消高校科研人员创业的后顾之忧,近两年,国内有不少地区和高校先行先试地出台了类似政策,如北京“京校十条”、湖北“科技十条”、南京“科技九条”等,其中明确规定“3年内保留原有身份职称,档案工资正常晋升”等。但一位高校科研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这些政策松绑而真正选择停薪留职“走出去”的教师,还是寥寥无几。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学术和科研成果转化,仍在两条路上跑。目前,高校在对教师的评价中,仍没有将科研成果转化带来的社会价值,计入考核体系。发论文、评职称,依旧是让高校教师围着转的指挥棒。
此外,不能忽视的现实是,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专利数量,以及世界第二大规模的研究论文数量,但巨大的科研力量,却没有让相应规模的成果转化到经济上。
对此,不少学者建议,应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把科技成果转化对社会产生的价值大小,作为一种评价标准,纳入教师职称评定和日常考核体系。这样一来,就能直接从源头上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让科研人员不再只为发论文而搞研究,让他们在施展才华的同时,又能得到公正的评价,真正实现“名利双收”。
在中国青年报社参与主办的“2016国际创新创业博览会”开幕前夕,中国青年报社派出多路记者深入一线采访,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双创”中遇到的难题和难点,以及在这些难点上的突破、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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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向知识价值致敬”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把一些游走在校园与企业之间灰色地带的高校教师兼职创业的“天花板”捅开了更大的口子。
为了让科技成果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从中央政府到各地以及高校近年来不断推出各种政策,从“彻底放权”到“完全让利”,就是要打通从科技到经济中最重要的环节——激活科研人才的活力和激情。
政策的口子越开越大,可落实到每一个高校科研工作者身上,他们到底能不能享受到政策的红利?《中国青年报》记者深入全国多所高校采访了解到,不少高校科研人员依旧心存疑虑,认为上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导向性政策尚缺乏配套实施细则,到底能产生多大效力,不少人仍在观望。
“国家导向性政策出台后,在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仍缺乏有针对性的扶持细则。”天津大学宣怀学院副院长、博导邹强认为,政策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落实。现在特别需要对导向性政策的权威解读,目的就是要先设定出明确的法律边界,“让法律来保证科研人员在政策执行中的各项行为不跑偏。”
“政策太多,有的放、有的管,之间逻辑关系不清晰,谁敢随便动?”看到“放开高校教师兼职兼薪”的新政,某高校学院院长笑称,“也不知自己该不该做,干脆先不做。”因为按照国家对干部管理的相关文件,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或持股,“而在高校,很多学科领军人物或学术带头人,往往都兼有行政管理职务。”
前面放权,后面照旧严管,类似政策和制度不配套的问题依旧存在。因为各部门文件要求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一项新政出来,其他相关部门的制度没跟上,导致最终传递到大学校长、科研人员身上的只能是“等等等”。
很多学者都谈到,能否列出“负面清单”,综合各方面政策,专门针对科研成果转化,明确哪些人、哪些事不能做,避免触碰红线,也让大家不再一味“等等等”。
此外,高校和科研人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邹强说,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员掌握的科技发明成果绝大多数都属于职务发明,很多知识产权问题仍未厘清,直接关系到兼职或创业收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比起制度设计的不够完善,更大的问题在于高校科研人员自身动力不足。
“让高校教师出去创业,失败率比大学生创业低不了多少。”一位青年教师直言,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工厂再到市场,是很长的链条,要想成功需要经历漫长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对高校科研人员而言,熟悉的只是链条中的一段。”
为了打消高校科研人员创业的后顾之忧,近两年,国内有不少地区和高校先行先试地出台了类似政策,如北京“京校十条”、湖北“科技十条”、南京“科技九条”等,其中明确规定“3年内保留原有身份职称,档案工资正常晋升”等。但一位高校科研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这些政策松绑而真正选择停薪留职“走出去”的教师,还是寥寥无几。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学术和科研成果转化,仍在两条路上跑。目前,高校在对教师的评价中,仍没有将科研成果转化带来的社会价值,计入考核体系。发论文、评职称,依旧是让高校教师围着转的指挥棒。
此外,不能忽视的现实是,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专利数量,以及世界第二大规模的研究论文数量,但巨大的科研力量,却没有让相应规模的成果转化到经济上。
对此,不少学者建议,应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把科技成果转化对社会产生的价值大小,作为一种评价标准,纳入教师职称评定和日常考核体系。这样一来,就能直接从源头上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让科研人员不再只为发论文而搞研究,让他们在施展才华的同时,又能得到公正的评价,真正实现“名利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