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谁来定义假新闻？
作者 ［美］ 凯南·马利克
青年参考
（
2016年12月14日
03
版）
社交媒体并非制造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它们只不过是折射并放大了既有的世界。社交媒体时代的假新闻的确来势汹汹，但我们不应夸大其新奇度，误解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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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实业家亨利·福特拥有的《德宝独立报》刊发了一系列关于“犹太人的全球阴谋”的文章，其依据是《锡安长老会纪要》，一份源自沙皇俄国的伪造文献。其他数十家媒体也纷纷把这份假文献当成真实的新闻素材来报道。
1924年，在英国大选还有四天就要开始的时候，《每日邮报》刊发了伪造的“季诺维也夫信件”，信中宣称，莫斯科方面向英国共产党下达了指令，让其动员工党中“持同情立场的力量”；结果，工党在选举中大败。
上世纪60年代，J·埃德加·胡佛领导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策划了一场旨在抹黑马丁·路德·金的行动。除了在媒体上发布文章，联邦调查局还伪造了一封信，扬言要揭露金博士“生活堕落”的真相，似乎还建议他自杀。
1987年，96名利物浦足球队的球迷在英国谢菲尔德市的希尔斯堡体育场死于踩踏事故。事后，英国的报纸听信警方的一面之词，称醉酒的球迷对这场灾难负有责任。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充斥着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捕风捉影的文章。
自从有新闻那天起，就有伪装成新闻的谎言。如今，特朗普的胜选，让假新闻狂潮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狂潮备受关注，很多人把这股狂潮视为特朗普获胜的助力。不过，太多讨论忽略了假新闻的悠久历史，也没意识到当代政治真正的特别之处。
过去，政府、主流机构和报纸可以操纵新闻和信息。现在，任何拥有社交媒体账号的人都可以这样做。过去的假新闻都经过精心编排，现在冒出的谎言则混乱无序。真正的变化不在于新闻造假，而在于旧有的新闻守门人丧失了权力。正如精英机构已经失去对选民的控制一样，它们定义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蚀。
对假新闻的恐慌让人愈发相信，我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牛津词典》前不久把“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将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不过，与假新闻的情况相仿，“后真相”的真相，比许多人所声称的都要复杂。
政治从来不只是建立在事实之上，它还有赖于用以解释事实的意识形态框架。我反对酷刑，谴责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支持堕胎权。我如此行事的依据不仅仅是经验性事实，还有我秉持的某些比事实更深刻的政治和哲学观念——关于权利、价值以及人何以为人的观念。即便事实证明酷刑很管用，我仍会反对它；虽然医学的进步已经使得早产儿有可能在子宫之外存活，但我并不会因为这一事实而改变对堕胎的看法。
这并不是说，我更多地是受到情感而非事实的驱动。而是意味着，牵涉到政治的时候，事实只有在某种意识形态框架之内才有意义。
过去，这些框架主要是由左右派的政治分歧构建而成。每种框架都提供了不同的意识形态透镜，用以观察世界，对相同的事实做出不同的解释，并就政策得出不同的结论。
眼下，这些政治框架已经支离破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身份而非意识形态塑造的。如今，被断层线分隔开来的并不是左派和右派，而是拥抱更加全球化和技术官僚化的世界的人，以及感觉自己遭到遗忘、一无所有、没有发言权的人。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批评他的自由派人士分别处于这条断层线两侧。前一部分人普遍认为，自身经济上的不稳定和政治上的失语是由全球化和移民造成的。自由派人士则把这些选民视为“遭唾弃之人”。双方都借助自身特有的政治和文化框架来解读事实和新闻。
由此引发的焦灼讨论，主要围绕那些活在回音室内和封闭社交圈中，只听得见让其产生共鸣的观点的人们，以及社交媒体在此类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研究显示：公众对社交媒体“传谣”的担忧存在夸大成分；例如，脸谱网的用户完全可以听见相反的观点。
社交媒体并非制造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它们只不过是折射并放大了既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传统机构的权威受到了剥蚀，推动政治变革的旧有手段日渐消失，怒火常常在传统政治途径以外喷薄而出。
如果说假新闻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更复杂，相关方面给出的解决之道则常常比问题本身更糟糕。有人提议，社交媒体应该审查信息，清除假新闻；还有人提议，应该用法律严惩传播假新闻者。但事情的关键在于，到底由谁来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假新闻是个问题。但我们不应夸大其新奇度，误解其成因，或者推介比问题本身更糟糕的解决之道。
作者是《纽约时报》特约专栏作家，刚刚推出新著《道德指南的任务：一部伦理学的全球史》（The Quest for a Moral Compass： A Global History of Ethics）。
《纽约时报》中文网
社交媒体并非制造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它们只不过是折射并放大了既有的世界。社交媒体时代的假新闻的确来势汹汹，但我们不应夸大其新奇度，误解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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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实业家亨利·福特拥有的《德宝独立报》刊发了一系列关于“犹太人的全球阴谋”的文章，其依据是《锡安长老会纪要》，一份源自沙皇俄国的伪造文献。其他数十家媒体也纷纷把这份假文献当成真实的新闻素材来报道。
1924年，在英国大选还有四天就要开始的时候，《每日邮报》刊发了伪造的“季诺维也夫信件”，信中宣称，莫斯科方面向英国共产党下达了指令，让其动员工党中“持同情立场的力量”；结果，工党在选举中大败。
上世纪60年代，J·埃德加·胡佛领导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策划了一场旨在抹黑马丁·路德·金的行动。除了在媒体上发布文章，联邦调查局还伪造了一封信，扬言要揭露金博士“生活堕落”的真相，似乎还建议他自杀。
1987年，96名利物浦足球队的球迷在英国谢菲尔德市的希尔斯堡体育场死于踩踏事故。事后，英国的报纸听信警方的一面之词，称醉酒的球迷对这场灾难负有责任。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充斥着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捕风捉影的文章。
自从有新闻那天起，就有伪装成新闻的谎言。如今，特朗普的胜选，让假新闻狂潮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狂潮备受关注，很多人把这股狂潮视为特朗普获胜的助力。不过，太多讨论忽略了假新闻的悠久历史，也没意识到当代政治真正的特别之处。
过去，政府、主流机构和报纸可以操纵新闻和信息。现在，任何拥有社交媒体账号的人都可以这样做。过去的假新闻都经过精心编排，现在冒出的谎言则混乱无序。真正的变化不在于新闻造假，而在于旧有的新闻守门人丧失了权力。正如精英机构已经失去对选民的控制一样，它们定义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蚀。
对假新闻的恐慌让人愈发相信，我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牛津词典》前不久把“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将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不过，与假新闻的情况相仿，“后真相”的真相，比许多人所声称的都要复杂。
政治从来不只是建立在事实之上，它还有赖于用以解释事实的意识形态框架。我反对酷刑，谴责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支持堕胎权。我如此行事的依据不仅仅是经验性事实，还有我秉持的某些比事实更深刻的政治和哲学观念——关于权利、价值以及人何以为人的观念。即便事实证明酷刑很管用，我仍会反对它；虽然医学的进步已经使得早产儿有可能在子宫之外存活，但我并不会因为这一事实而改变对堕胎的看法。
这并不是说，我更多地是受到情感而非事实的驱动。而是意味着，牵涉到政治的时候，事实只有在某种意识形态框架之内才有意义。
过去，这些框架主要是由左右派的政治分歧构建而成。每种框架都提供了不同的意识形态透镜，用以观察世界，对相同的事实做出不同的解释，并就政策得出不同的结论。
眼下，这些政治框架已经支离破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身份而非意识形态塑造的。如今，被断层线分隔开来的并不是左派和右派，而是拥抱更加全球化和技术官僚化的世界的人，以及感觉自己遭到遗忘、一无所有、没有发言权的人。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批评他的自由派人士分别处于这条断层线两侧。前一部分人普遍认为，自身经济上的不稳定和政治上的失语是由全球化和移民造成的。自由派人士则把这些选民视为“遭唾弃之人”。双方都借助自身特有的政治和文化框架来解读事实和新闻。
由此引发的焦灼讨论，主要围绕那些活在回音室内和封闭社交圈中，只听得见让其产生共鸣的观点的人们，以及社交媒体在此类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研究显示：公众对社交媒体“传谣”的担忧存在夸大成分；例如，脸谱网的用户完全可以听见相反的观点。
社交媒体并非制造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它们只不过是折射并放大了既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传统机构的权威受到了剥蚀，推动政治变革的旧有手段日渐消失，怒火常常在传统政治途径以外喷薄而出。
如果说假新闻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更复杂，相关方面给出的解决之道则常常比问题本身更糟糕。有人提议，社交媒体应该审查信息，清除假新闻；还有人提议，应该用法律严惩传播假新闻者。但事情的关键在于，到底由谁来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假新闻是个问题。但我们不应夸大其新奇度，误解其成因，或者推介比问题本身更糟糕的解决之道。
作者是《纽约时报》特约专栏作家，刚刚推出新著《道德指南的任务：一部伦理学的全球史》（The Quest for a Moral Compass： A Global History of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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