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内罗毕

    凌晨5点28分，机舱里的灯光在一片浅睡的呼吸声中点亮，飞机开始下落，座椅像是感应到某种力量的召唤，开始隐隐震动。万米高空下，摇曳的橙色灯光由朦胧变为清晰，终于让人看清脚下是片陆地而不是海。

    此时的内罗毕还在睡梦中。

    尽管出发前就知道7月是这里的冬季，踏出舱门的一刻还是冷得让人意外，一件衬衫和薄毛衣不足以抵抗10摄氏度左右的寒意。直到随摆渡车进入航站楼，身子才渐渐暖和起来。给人安全感的不只是人群散发的热量，还有人群里过半的中国面孔。这趟从广州直飞内罗毕的航班上，只有半数是从穗城返乡的非洲人，另一半则是国内与日俱增的旅游大军。

    入境的环节比想象中轻松。核验过护照和指纹后，我们被放行，之前为应对“索贿”而准备的风油精和美元显得多此一举。但这或许只是幸运。在肯尼亚，海关与边检人员的工资和他们的大学学历并不相符，小额但频繁的灰色收入，对他们来说是种该给却没给的“公平补偿”。

    走出航站楼的时候，同行的友人对着高大的棕榈和既白的天空拍下了他在肯尼亚的第一张风景照，也招来了我们在这里的第一次麻烦。背对相机的女警从嘈杂的环境中分辨出普通话，机警地转过身来，用英语告诉我们这里不能拍照。朋友满怀歉意地当着她的面删掉了照片，但她仍不依不饶，强调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有趣的是，她并不提及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好像在等我们自愿提出某种形式的赔偿，来弥补她未曾发生的损失。

    这种模糊的执法风格在肯尼亚并不少见。先裁定你的过失，让你开口认错，然后等你自觉遵循这里的“潜规则”，提出用钱解决麻烦的方式，他们就能获得法理和情理上的双重正当。几周后，我把这种沟通哲学用在了当地卖手工艺品的马赛市场上。每当店主给出一个他们口中的“不能更低的价钱”，我就把价格砍到四分之一，然后任凭他们在接下来的两三分钟里表演难以置信的夸张神情，我依旧坚持报价，不行就转身走人，十有八九他们会把你叫住，用报纸包好你选中的商品，让你再把价格抬高一点，这时你能体会到模糊的好处——在一个利益分割的僵局里，谁先松口，谁就输了。

    在前来接机的中国同事周旋下，我们顺利离开机场。从机场出发时已是早上7点，正值内罗毕的早高峰，我们绕开通往市中心的拥堵路段，转而开到城郊东北的环路上。沿途的风景像魔术师手中的道具一样不合常理地切换，先是长着低矮树丛的淡黄色草原，随后道路两旁出现了赤裸的红土和兔子造型的陶器。穿过总统家拥有的茂林后，工商业气息的元素开始显露——砖瓦、铁门和油漆厂的出现预示着更多建房盖楼的需求将要兴起；洗车店和小餐馆则在房屋密集的地方扎根，只是印有店铺名字的招牌往往少不了可口可乐赞助的标志，让人容易误以为它们都是卖杂货的小超市。

    肯尼亚的道路靠左行驶，路中央比路肩高出三四度角，据说在雨季这种设计能加快排水，但在干旱的季节，行驶在路上的大货车总给人一种不安全的偏斜感。如果你在这里待得更久一些，很可能像我一样，抑制不住过度联想的冲动，认为这种左轮低右轮高的姿态蕴含着某种发展不均的寓意——相较于庞大的农业体系，这里的工业始终萎靡。

    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我们来到铁路项目位于内罗毕的总部——Jacaranda Gardens。总部背靠一个当地人居住的小区，同事们都常驻这里。院子里有很多刚学会说话的小孩，见到中国面孔会勇敢地用“ni-hao”跟我们打招呼，这让我感到既亲切又为难，为难的是，我应该回一句“你好”还是“hello”，或是“jambo”（当地斯瓦西里语的“你好”）呢？好在这些孩子对礼节上的东西并不在意，他们往往在打完招呼后就害羞地跑开，仿佛完成了一个艰巨的表白任务。

    内罗毕的夜色来得急促。6点半的时候还能看到暖橙色的夕阳，吃过晚饭就只见得海蓝的云幕了。站在穹顶下，感觉周遭的景物像被魔术师忽地一下用黑布遮住，短暂的消失反而更让人期待盖布揭开的一刻。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内罗毕会以怎样的景象示人呢？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三年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