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是文学家的观察哨

    墨西哥城建造在一个干枯的湖泊上，因为四面环山致使空气难以流通，它简直就是一座淹没在汽车尾气中的尘霾堡垒。只有当雨季来临，暴雨才能缓解污染，却又导致洪水泛滥。

    因此，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墨西哥城的咖啡馆不只是为你遮风避雨的去处，也是你可以与上下班高峰搏斗的地点——或者说，它让你有地方喘息。老式咖啡馆没有空气净化器，而是用风扇吹走咖啡机产生的蒸汽，同时清新了空气。墨西哥城里最好的空气就在咖啡馆里。

    与之相关，那些令人难以捉摸的咖啡馆，同样扮演着用文字改造现实的人们的避难所。

    其实，这座城市里的咖啡馆不多，而且不像其他大都市的同类设施那样占据了黄金地段。在这类狭小而私密的空间里，老板通常会站在柜台后面吸烟，还有条狗躺在旁边一块舒适的坐垫上——这些小咖啡馆都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所在，犹如我们老祖宗的洞穴。

    “瓷砖屋”（Casa de los Azulejos）是城内最有名的咖啡馆之一，来自西班牙的老板给它起这么个名字，为的是报复他父亲当年的讥讽：“你甚至没本事建造一座瓷砖屋（意为玩具屋）！”这座堂皇的建筑在楼梯间绘有壁画，二层还有个单独的酒吧，墙上开着一扇雕花小窗，让客人能够饱览市中心最引人入胜的景色，包括林立的穹顶和钟塔。

    近些年，美式连锁咖啡馆的入侵，反而给“真正的”咖啡馆带来了更神秘、更低调的气质。于是，这些地方成了那些无法确定自己属于哪个流派的文坛怪杰的会面地点。

    咖啡馆是交谈的场所。从我小时候起，那些寻常孩子们熟悉的童话，就被作家特别是诗人的故事取代。20岁那年，我去布卡热里（Bucareli）的哈瓦那咖啡馆（Cafe La Habana）朝圣，据好友罗伯特·波拉诺（Roberto Bolano）所言，那里是一名“钢铁诗人”的据点。

    此君就是马里奥·圣地亚哥·巴巴斯奎罗（Mario Santiago Papasquiaro），我是在43年前的一次小说研讨会上认识他的。马里奥只写诗，却喜欢讨论小说。他的批判精神是炽烈的，擅长通过笑话向社会弊病开火。他读过的书似乎比谁都多，当过先锋派乐队鼓手，还与波拉诺及其他叛逆的作家一道，打着“内在写实主义”（infrarrealismo）的旗帜周游列国。

    愤世嫉俗的马里奥不被公众理解。每当他来我上班的报社拜访，门卫都会打电话，问我是否真想让这个看上去疯疯癫癫的家伙进来。时间一长，我便宁愿去哈瓦那咖啡馆见他，他会在上午10点钟在那里点一杯啤酒，为的是唤醒20世纪70年代的记忆。彼时，波拉诺以一部《野蛮侦探》成名，马里奥则以尤利西斯·利马（Ulises Lima）之名指点江山。

    需要承认的是，咖啡馆的节奏只适宜写诗和改诗，而与严肃的文字不相容。最终，新闻写作对时效性的严苛要求，把我从咖啡馆赶了出来，让我觉得自己是那片空间里的多余之物。

    时至今日，我偶尔还会去那几家小店坐坐，或者是在那里消磨掉两次约会之间的空余时间，但它们不再是我人生中的圣地了。我依然钦佩在那里聚会的人，却怎么也找不回三四十年前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这种转变有何理由？兴许，它和我们对未来的期许挂钩。我没写过诗，但曾几何时，就像《野蛮侦探》的主角那样，我曾渴望诗意地生活。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其咖啡馆的历史。在咖啡馆里，生活与文化混在一起。出于寻找灵感的动机，克劳迪奥·马格里斯在的里雅斯特（意大利港城）的圣马可咖啡馆、卡尔·克劳斯在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让·保罗·萨特在巴黎的双偶咖啡馆、费尔南多·佩索阿在里斯本的玛提赫-阿尔卡达咖啡馆……许多文坛名家不约而同地设立了各自的观察哨。

    了解一座城市，是否有比久坐不动更好的方式？如果说行走着的作家是通过观看来破译生活，那么，坐在咖啡馆里的诗人就是通过聆听来了解他的时代。尽管建树有限，咖啡馆还是赋予我一种宝贵的素质：身居市井而不被其同化，并在他人从事习以为常的行为时加以观察。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面前的城市仿佛一杯浓咖啡，让人意犹未尽、回味悠长。

    （作者曾执教于哈佛大学和巴塞罗那大学，代表作有小说《上帝是圆的》、《罪》。）

    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