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式现代化:是弯道超车还是空中楼阁?
作者 袁野
青年参考
(
2016年09月28日
02
版)
印度“硅谷”班加罗尔附近地区因水资源短缺而爆发的骚乱,实质是地方政府为保护高科技产业而牺牲农民利益。问题在于,印度的现代化模式,是否能赋予这种牺牲正当性?
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曾在其名著《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总结出现代化的3种模式、6条道路,并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化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唯一能让这些代价变得正当的依据是:如果不经历现代化,穷人的境遇就会进一步恶化。
本月早些时候发生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与泰米尔纳德邦的骚乱,可以被视为这一论断的最新注脚。骚乱的起因很简单:为了保证班加罗尔的高产值科技企业运转,印度地方政府决定开闸放水,牺牲的却是正因干旱而苦苦挣扎的农民。
印度当局及其支持者如此为自己辩护:为了争水而发生骚乱,其他国家也不少;农民的牺牲,世界各地都存在;为了现代化,这样的牺牲必不可少;动荡只是暂时的,印度的基本政治体制依然很稳定……不过,笔者要就此发表几点不同意见:
第一,因水资源短缺引发民众不安,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今天的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基本已告别靠天吃饭,这是它们投入无数人力物力大兴水利的结果。反观印度的农村水利,基本还是靠殖民地时代的老底子。对执政者来说,这类基础设施建设是“有投入、没产出”的,既不能筚路蓝缕地修渠,也没钱没技术修水坝,印度地方政府究竟打算怎么办?
其次,纵观历史,各国农村确实为工业化、现代化牺牲不少,但诚如巴林顿·摩尔所言,除了少数靠殖民和掠夺的老牌工业化国家,有志于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哪个不得靠自身的“工农业剪刀差”完成原始积累?而印度目前的情况是:农村和农民牺牲不少,但工业化之路依然茫然,该国有些人试图越过工业化,直接依靠语言优势和信息产业进行“弯道超车”。工业化能给农民带来化肥、拖拉机和水电站,班加罗尔的程序员能给农民带来什么呢?
再次,牺牲或许无法彻底避免,但不是所有牺牲都有意义。20世纪,同为亚洲大国的日本和中国将勒紧裤腰带积累下来的剩余资源投放到关键项目上,才使工业化蹒跚前进;印度的剩余价值投放到了哪里?公开的秘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用于满足选民们的欲望了。如果资源花在了为拉选票而送钱送物上,那么,印度农民的牺牲有什么意义?
没有谁否认,今日印度的经济增速领跑亚洲,还有人口红利和英语人才优势。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人口红利可能“反噬”发展成果;而所谓的人才优势,只是印度精英阶层较好地维系了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的结果,而非整个社会教育体系进步的产物。
至于部分看客津津乐道的“体制稳定性”,连阿玛蒂亚·森这样的诺奖得主都承认,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的脱节,构成了印度特色的“体制问题”,恰恰是该国当权者无法下决心触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要害的关键。然而,不触及这些问题,印度农民的牺牲和此前有什么两样?某些人想在既没有自下而上的农民革命,也没有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越过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弯道超车”,和空中楼阁又有何区别?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印度“硅谷”班加罗尔附近地区因水资源短缺而爆发的骚乱,实质是地方政府为保护高科技产业而牺牲农民利益。问题在于,印度的现代化模式,是否能赋予这种牺牲正当性?
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曾在其名著《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总结出现代化的3种模式、6条道路,并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化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唯一能让这些代价变得正当的依据是:如果不经历现代化,穷人的境遇就会进一步恶化。
本月早些时候发生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与泰米尔纳德邦的骚乱,可以被视为这一论断的最新注脚。骚乱的起因很简单:为了保证班加罗尔的高产值科技企业运转,印度地方政府决定开闸放水,牺牲的却是正因干旱而苦苦挣扎的农民。
印度当局及其支持者如此为自己辩护:为了争水而发生骚乱,其他国家也不少;农民的牺牲,世界各地都存在;为了现代化,这样的牺牲必不可少;动荡只是暂时的,印度的基本政治体制依然很稳定……不过,笔者要就此发表几点不同意见:
第一,因水资源短缺引发民众不安,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今天的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基本已告别靠天吃饭,这是它们投入无数人力物力大兴水利的结果。反观印度的农村水利,基本还是靠殖民地时代的老底子。对执政者来说,这类基础设施建设是“有投入、没产出”的,既不能筚路蓝缕地修渠,也没钱没技术修水坝,印度地方政府究竟打算怎么办?
其次,纵观历史,各国农村确实为工业化、现代化牺牲不少,但诚如巴林顿·摩尔所言,除了少数靠殖民和掠夺的老牌工业化国家,有志于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哪个不得靠自身的“工农业剪刀差”完成原始积累?而印度目前的情况是:农村和农民牺牲不少,但工业化之路依然茫然,该国有些人试图越过工业化,直接依靠语言优势和信息产业进行“弯道超车”。工业化能给农民带来化肥、拖拉机和水电站,班加罗尔的程序员能给农民带来什么呢?
再次,牺牲或许无法彻底避免,但不是所有牺牲都有意义。20世纪,同为亚洲大国的日本和中国将勒紧裤腰带积累下来的剩余资源投放到关键项目上,才使工业化蹒跚前进;印度的剩余价值投放到了哪里?公开的秘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用于满足选民们的欲望了。如果资源花在了为拉选票而送钱送物上,那么,印度农民的牺牲有什么意义?
没有谁否认,今日印度的经济增速领跑亚洲,还有人口红利和英语人才优势。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人口红利可能“反噬”发展成果;而所谓的人才优势,只是印度精英阶层较好地维系了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的结果,而非整个社会教育体系进步的产物。
至于部分看客津津乐道的“体制稳定性”,连阿玛蒂亚·森这样的诺奖得主都承认,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的脱节,构成了印度特色的“体制问题”,恰恰是该国当权者无法下决心触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要害的关键。然而,不触及这些问题,印度农民的牺牲和此前有什么两样?某些人想在既没有自下而上的农民革命,也没有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越过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弯道超车”,和空中楼阁又有何区别?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