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之父”张小龙说过,微信不只是通讯工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如今,这句话成了现实。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称,无处不在的移动技术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环境。随着越来越方便的在线沟通让工作、家庭、社交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许多人感到自己的生活被微信“绑架”了。
家长陷入微信的狂轰滥炸
一个星期四的深夜,天津的初一学生张泽涛(音)终于做完了老师通过微信额外布置的数学作业。当天晚上7点,他母亲的手机收到了一张照片,上面有3道手写的几何题。
这已经不是张泽涛第一次接到这样的“突然袭击”了。不久前,也是深夜,正在准备期末考试的张泽涛突然接到数学老师的电话,说张泽涛刚刚发在微信群里的几何题做错了。老师敦促他尽快修改并重新发照片,方便她在午夜前检查完毕。
数学不是张泽涛最喜欢的科目,他经常很晚才把作业发到微信群里。与此同时,其他学生和老师在群里不断互动。43岁的母亲陈宗英(音)手机一直响个不停,她不得不把手机调成静音。
“这么做的意图当然很好,老师想与父母密切合作,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陈宗英告诉美国“Technology Review”网站,“但它的确让人紧张过度。”张泽涛则怀疑微信能否真的帮他提高学习成绩。
从去年秋天儿子上学开始,上海记者乔伊斯·吴(Joyce Wu)就陷入了微信的狂轰滥炸。她至少有4个与孩子教育相关的微信群,每个群每天都会收到数百条信息,她不得不在手机上花费大量时间。
在某种意义上,教育群并非没有好处。有家长发来了购买学习用品的网店链接,为乔伊斯节省了不少购物时间。有人提醒她购买彩色打印机,因为许多作业需要在家里打印彩色图片和文字。另一位一年级新生的母亲陈哲(音)认为,微信群加强了孩子与学校的联系,方便家长组织校外活动,让孩子们成为好朋友。
乔伊斯对此没什么热情,但她仍然坚持每天阅读群里的消息,因为害怕错过重要的通知。“不是每条消息都有用。”她告诉美国雅虎新闻网,“比如女生的父母谈论穿哪种丝袜能防止蚊虫叮咬。”
三年级学生李贵斌(音)的母亲庄燕菲(音)说,孩子刚上小学时,班上一些用老款手机的家长不熟悉微信,但在老师要求下买了新手机。语文老师徐燕(音)则表示,除了发布学校通知,她还通过微信展示优秀作业,以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
但对许多父母而言,微信群已成为令人困扰的负担。一位初二孩子的母亲向《青年参考》记者透露,她不得不时刻绷紧神经,应对微信群中随时可能发布的通知,并准备好在老师通知时立刻赶到学校。因为孩子成绩不好,每次看到老师在群里发布优秀学生的作业和成绩,她都会感到十分焦虑。
然而无论如何,正如“Technology Review”网站所说,在这个学习成绩至关重要的社会中,微信已迅速与教育交织在一起,将老师、家长和学生的课业压力延续到一天24个小时当中。今年6月底前,拥有3000万人口的重庆市要求所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开设官方微信账号,方便学校与家长学生沟通。
“这(微信)侵犯了学生的隐私,影响他们个性的发展。”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主任熊丙奇说。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周念丽认为,微信为家长、学生和教师提供了有效的通信平台,“从本质上来说,家长和教师之间的冲突不是由微信引起的,只是被它表现了出来”。
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自从和半年没见面的老同学面对面坐在餐厅里,小王的视线就没从手机屏幕上移开。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负责招聘的HR,即使在工作时间之外,他也得随时查看简历、通过微信群发布面试结果、与外地的应聘者约定面试时间,甚至与面试者用微信进行深入沟通。
菜刚上齐,小王收到公司领导发来的语音,要求他确定第二天参与培训的讲师名单。直到餐厅打烊,他才从微信中抽出身来,匆匆吃完了这顿饭。
“现在通过手机工作太方便了,成本又低,以至于除了晚上睡觉,我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小王向《青年参考》记者抱怨道,“自从工作以来我胖了20斤,这就是生活不规律导致的‘过劳肥’。”
而对在新加坡一家传媒公司工作的中国女孩珊珊来说,即使休息时间也很难逃脱微信的“控制”。她经常在加班至深夜回家后,突然收到印度上司发来的微信,被要求第二天凌晨赶到广告拍摄现场,或是继续加班完成某项工作。
没完没了的工作让珊珊十分烦恼,身体状况也早已敲响了警钟。但为了拿到绿卡,她只能咬牙坚持下去。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如今,超过2000万名中国上班族通过微信请假、申请报销和跟踪项目进展。他们通过微信而不是电子邮件共享文件,用微信视频功能而不是Skype开在线小组会议。在业务会议上,人们不再互相递名片,而是扫描对方的微信二维码。
除了常见的文字对话、语音、视频、文件传输等功能,微信还为不同的机构和企业提供定制功能。连锁超市美宜佳的员工可以通过微信报告库存,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可以通过微信查询成绩和缴纳学费,许多餐厅、商店通过微信为顾客提供虚拟会员卡,每次购物时都可以扫描、积分。
《福布斯》杂志称,在中国,人们对企业通讯工具没有很高的需求,因为微信已悄然掌控中国人的工作场所。这种通讯工具的出现,让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28岁的财富管理专业人士迈克尔·张(Michael Zhang)说,他经常在微信上与客户进行交流。27岁的项目经理马万志(音)说,她有10个与工作相关的微信群,每天在微信上花两个多小时。
“我的工作真的非常依赖微信,因为它非常方便。”马万志告诉《福布斯》杂志,“每个人都在这个APP上,公司完全不需要投资开发新的工作程序。”
但对29岁的年轻母亲小韩而言,微信带来的工作对生活的侵蚀已让她不胜其烦。每到周末,她的无数个工作群里就会冒出各种各样与工作无关的信息,有人讨论吃喝玩乐的去处,有人为亲戚朋友拉票,也有人在群里进行没完没了的私人对话。
“我有时特别想把手机调成静音,又怕耽误重要的工作。”小韩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微信里同事太多,就连晒个娃都得考虑很久。”为了向领导表决心,她有不少同事专门在朋友圈里传播“正能量”和“鸡汤文”。
迷失在虚幻的社会归属感中?
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出生在美国的中国女孩索尼娅·苏(Sonia Su)决定去广州工作、生活。但回国没多长时间,她就发现自己对微信“上了瘾”。
无聊时,索尼娅可以在无数个微信联系人中随意找人聊天或刷朋友圈。她用微信预约美甲师到她的公寓做指甲,预约钟点工来打扫房间、做饭和洗碗,用微信和远在大洋彼岸的母亲视频聊天。在某种程度上,微信成了索尼娅的货币。从买奶茶到租网约车,微信几乎可以满足她生活中的一切需求。
直到某一天晚上淋浴时,她焦虑地试图透过雾气蒙蒙的玻璃,阅读放在水槽边的手机收到的微信消息,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微信的迷恋有多么荒谬。
“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沉迷于手机,在公共场合对着手机自言自语,那该有多糟糕?”索尼娅在博客上写道。她发现自己迷失在了这种虚幻的社会归属感中,而她认识的外国人却很少用微信。在她看来,没有微信意味着“需要更多真实的互动”。
去年到北京度假时,杜恩·劳伦斯(Dune Lawrence)在朋友的建议下下载了微信。他用这个应用程序了解新闻、支付账单、认识新朋友,通过实时位置功能与朋友约定会面地点。一位技术主管告诉他,他80多岁的老母亲和不到10岁的女儿都在用微信,整个家族通过微信保持联系。
当劳伦斯还坚持坐地铁或打车去面见朋友时,微信似乎成了许多人彼此沟通的唯一方式。
《彭博商业周刊》指出,在中国,90%的互联网用户通过移动设备上网,而他们平均花费超过1/3的时间在微信上。人们用微信来支付租金、投资、预约医生、捐款给慈善机构和寻找一夜情。technode称,55.2%的微信用户每天至少打开这一应用程序1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