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讣告写手的自白
作者［美］布鲁斯·韦伯
青年参考
（
2016年08月24日
03
版）
讣告写作不像新闻报道的其他领域那样富有挑战性，但它更加严肃，且同样有趣。因为，讣告是对一个生命做出的最早的结语，是对一个人一生的公开评价，是对值得纪念的东西的判断。通过对故纸堆的发掘，讣告写手们重新让逝者为生者所发现、熟悉。
没必要绕弯子。在新闻业一个不那么为人注意的领域愉快地驻守多年，我在这个礼拜最终谢幕，要往前走了。哈！周五是截稿期限，在那之后，我就不再是一名讣告写手了。
我遗留下来的是向1000多位逝者的致意——大概可以这么说吧。他们的年龄下至11岁，上至104岁；有警察，也有罪犯，有演员和运动员，也有科学家和法官，还有政坛人物和其他大佬；有知名的，有臭名昭著的，也有除了一个值得纪念的特别之处，与我们其他人一样籍籍无名的。其中，一名男子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山峰，另一名男子劫持了一架飞机，一名女性改善了婴儿护理的状况，另一名则射杀了一位棒球手。有的人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度过漫长而有意义的人生之后去世；有的人生命戛然而止，需要我们极其快速地组织报道和写作，而且尽快在头版把他们的讣告刊发出来。
随便列举一项职业（尖叫女王？二手车经销商？宇航员？），或一项成就（解开一个方程？抓到一名杀人犯？演活了一部情景喜剧？），或一个不光彩的标签（恋童癖男子？大骗子？贪污分子？），我的稿件库里都有对应的形象。不管出于什么死因——艾滋病或阿尔茨海默症，癌症或车祸，心力衰竭或肾病，败血症或自杀——他们都进了我的写作名单。
我老是和同事们解释，讣告并非关于死亡，而是关乎生命。这是真的，但我们的确是记者，避不开新闻性。当然，这类“新闻”每次都差不多。这正是讣告写作的特异之处。
另一点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通常从故事主角的结局写起，向前追溯。这会让写手们获得回报，在挖掘过去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些早就被遗忘的有趣事实。
这个过程同样是令人感伤的。最近，我的同行拍了一部有关讣告的纪录片，名字就叫《讣告》。两年前退出这一领域的前同事道格·马丁（Doug Martin）在片中做了饱含遗憾之情的总结。他往往很欣赏自己的写作对象，但从来没有机会见到他们。
我作为新闻人度过了漫长的职业生涯，前后30年，不管好坏，挖掘出了不少创造力。但是，在过去的8年多里，我不再需要构思故事。数百个下午，我在网络世界里深挖，在报社的档案库——俗称“太平间”——翻看发黄的剪报，时不时进行电话采访——这是必要的，有时非常折磨人，往往伴随着酸楚的笑声或眼泪，一半时间用来询问死者的亲友，另一半则用来安慰他们。他们希望我的报道赋予他们的痛苦以真实性和分量，不要丧失其中的精华。
我几乎没有踏出过办公室，这让我感到困扰。我去过几次图书馆或书店，偶尔去一两趟博物馆，还去过一名曾经的万宝路牌香烟广告男演员遗孀的公寓，那里有我想看的旧资料。无论怎么看，写讣告都算不上世界上最惊险刺激的新闻报道工作。
话虽如此，但我觉得，说写讣告是一份重要的工作，并非自夸。毕竟，讣告是对一个生命做出的最早的结语，是对一个人一生的公开评价，是对值得纪念的东西的判断。虽然我们的文章面向形形色色的读者，而不是特地为那些哀悼逝者的人而写，但我怀疑，做这一行的所有人心里都想着逝者的亲友。即使我们并不寻求得到遗属的赞同——令人不快的细节常常无法避免，我们也力争做到让他们至少能认出自己失去的那个人。新闻报道不应为私人服务，但在不破坏职业操守的情况下，讣告写作可以这样，也许也应该这样。无论如何，恰当处理这件事并不容易，不当处理则可能给本就无比痛苦的人造成更深切的折磨。
讣告作者往往是上了年纪的人。和我共事的记者和编辑的平均年龄，比报社其他任何部门的员工都大。我猜，一定程度上，这种安排是为了不让接近老弱之态的我们奔波太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和写作对象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们经历了他们参与创造的历史。并且必须要说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过悲伤的经历，都知道和亲友生离死别的感受。
站在个人角度，退休这件事最具讽刺意味之处在于：我可能是走了，但你们（读者们）却不可能完全摆脱我。我的署名大概会继续出现几个月，乃至几年，原因在于，我写的四五十篇讣告的主角尚在人世——用不客气的讣告圈行话来说，这叫“未来的死者”。
我们把这些提前写好的讣告叫预稿。这是一种很实用的做法；你无法在一小时甚至一天内写出一篇文章，全面介绍一位总统、教皇或电影明星的生平。但想象一下，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必须的？毕竟，我们知道他们即将离去，但不知道会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
也许，我的署名甚至会在自己死后出现一两次。当然，这绝不是我渴望发生的情况。最后顺带说一句，这也正是促使我在这个时候选择永远告别讣告写作的根本原因。
（作者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编辑，曾在《时尚先生》杂志供职，职业生涯中后期主要从事讣告写作，有基于自身新闻工作经历的《如其所见》《生命之轮》等专著。）
《纽约时报》中文网
讣告写作不像新闻报道的其他领域那样富有挑战性，但它更加严肃，且同样有趣。因为，讣告是对一个生命做出的最早的结语，是对一个人一生的公开评价，是对值得纪念的东西的判断。通过对故纸堆的发掘，讣告写手们重新让逝者为生者所发现、熟悉。
没必要绕弯子。在新闻业一个不那么为人注意的领域愉快地驻守多年，我在这个礼拜最终谢幕，要往前走了。哈！周五是截稿期限，在那之后，我就不再是一名讣告写手了。
我遗留下来的是向1000多位逝者的致意——大概可以这么说吧。他们的年龄下至11岁，上至104岁；有警察，也有罪犯，有演员和运动员，也有科学家和法官，还有政坛人物和其他大佬；有知名的，有臭名昭著的，也有除了一个值得纪念的特别之处，与我们其他人一样籍籍无名的。其中，一名男子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山峰，另一名男子劫持了一架飞机，一名女性改善了婴儿护理的状况，另一名则射杀了一位棒球手。有的人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度过漫长而有意义的人生之后去世；有的人生命戛然而止，需要我们极其快速地组织报道和写作，而且尽快在头版把他们的讣告刊发出来。
随便列举一项职业（尖叫女王？二手车经销商？宇航员？），或一项成就（解开一个方程？抓到一名杀人犯？演活了一部情景喜剧？），或一个不光彩的标签（恋童癖男子？大骗子？贪污分子？），我的稿件库里都有对应的形象。不管出于什么死因——艾滋病或阿尔茨海默症，癌症或车祸，心力衰竭或肾病，败血症或自杀——他们都进了我的写作名单。
我老是和同事们解释，讣告并非关于死亡，而是关乎生命。这是真的，但我们的确是记者，避不开新闻性。当然，这类“新闻”每次都差不多。这正是讣告写作的特异之处。
另一点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通常从故事主角的结局写起，向前追溯。这会让写手们获得回报，在挖掘过去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些早就被遗忘的有趣事实。
这个过程同样是令人感伤的。最近，我的同行拍了一部有关讣告的纪录片，名字就叫《讣告》。两年前退出这一领域的前同事道格·马丁（Doug Martin）在片中做了饱含遗憾之情的总结。他往往很欣赏自己的写作对象，但从来没有机会见到他们。
我作为新闻人度过了漫长的职业生涯，前后30年，不管好坏，挖掘出了不少创造力。但是，在过去的8年多里，我不再需要构思故事。数百个下午，我在网络世界里深挖，在报社的档案库——俗称“太平间”——翻看发黄的剪报，时不时进行电话采访——这是必要的，有时非常折磨人，往往伴随着酸楚的笑声或眼泪，一半时间用来询问死者的亲友，另一半则用来安慰他们。他们希望我的报道赋予他们的痛苦以真实性和分量，不要丧失其中的精华。
我几乎没有踏出过办公室，这让我感到困扰。我去过几次图书馆或书店，偶尔去一两趟博物馆，还去过一名曾经的万宝路牌香烟广告男演员遗孀的公寓，那里有我想看的旧资料。无论怎么看，写讣告都算不上世界上最惊险刺激的新闻报道工作。
话虽如此，但我觉得，说写讣告是一份重要的工作，并非自夸。毕竟，讣告是对一个生命做出的最早的结语，是对一个人一生的公开评价，是对值得纪念的东西的判断。虽然我们的文章面向形形色色的读者，而不是特地为那些哀悼逝者的人而写，但我怀疑，做这一行的所有人心里都想着逝者的亲友。即使我们并不寻求得到遗属的赞同——令人不快的细节常常无法避免，我们也力争做到让他们至少能认出自己失去的那个人。新闻报道不应为私人服务，但在不破坏职业操守的情况下，讣告写作可以这样，也许也应该这样。无论如何，恰当处理这件事并不容易，不当处理则可能给本就无比痛苦的人造成更深切的折磨。
讣告作者往往是上了年纪的人。和我共事的记者和编辑的平均年龄，比报社其他任何部门的员工都大。我猜，一定程度上，这种安排是为了不让接近老弱之态的我们奔波太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和写作对象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们经历了他们参与创造的历史。并且必须要说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过悲伤的经历，都知道和亲友生离死别的感受。
站在个人角度，退休这件事最具讽刺意味之处在于：我可能是走了，但你们（读者们）却不可能完全摆脱我。我的署名大概会继续出现几个月，乃至几年，原因在于，我写的四五十篇讣告的主角尚在人世——用不客气的讣告圈行话来说，这叫“未来的死者”。
我们把这些提前写好的讣告叫预稿。这是一种很实用的做法；你无法在一小时甚至一天内写出一篇文章，全面介绍一位总统、教皇或电影明星的生平。但想象一下，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必须的？毕竟，我们知道他们即将离去，但不知道会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
也许，我的署名甚至会在自己死后出现一两次。当然，这绝不是我渴望发生的情况。最后顺带说一句，这也正是促使我在这个时候选择永远告别讣告写作的根本原因。
（作者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编辑，曾在《时尚先生》杂志供职，职业生涯中后期主要从事讣告写作，有基于自身新闻工作经历的《如其所见》《生命之轮》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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