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安德森：心系亚洲的“叛逆贵族”

    已故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了解亚洲的西方人之一。在遗著中，他分享了自己治学和处世的哲学，为自己在保存历史真相上的努力正名。

    去年12月辞世的爱尔兰裔社会学家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因为专著《想象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闻名遐迩。该书被认为重新定义了对民族国家的研究范式，自1983年初版以来累计卖了25万册，其影响力比实际销量要大无数倍。

    安德森的学术地位，得益于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专业持之以恒的工作。由此，他也成为最了解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社会与政治演变的“局外人”之一。在回忆录《界外人生》中，他承认自己是幸运的；他始自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学术研究，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并拉到了不少赞助。为了了解陌生国度中的一切，他深入同侪们不能或不愿进入的文字和知识领域，掌握了印度、泰国和菲律宾3个国家的语言。

    安德森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篇章发生在印尼。1965年至1966年，大约50万人在这个国家的政权更迭过程中非正常死亡。作为亲历者，他和几个同事对此间的种种暴行进行了详实的记录。在他笔下，悲剧从印尼当权者苏哈托对该国左翼人士的清洗开始，很快扩展到与金钱和土地交织的复仇和怨恨，最终发展到不问理由的屠杀。

    康奈尔大学的田野调查，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在当时的西方，人们在讨论印尼事件时往往非常谨慎，据安德森回忆，这是因为他们担心惹恼美国支持的苏哈托政权，害怕被禁止进入这个国家，失去实地考察的权利。事实上，安德森在1972年至1998年间就被印尼当局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直到苏哈托政权崩塌，他才得以故地重游。

    在《界外人生》的前半部分，安德森勾勒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到跟家人环球旅行（他父亲在英国海关工作）和在伊顿公学与剑桥大学受教育的往事。显而易见，安德森的敏锐洞察力与他的出身背景关系密切，跟家人周游世界让他有机会探究新事物。

    另外，安德森坦承，他虽是伊顿公学的优等生，却总觉得自己是贵族中的另类。这种为人处世的立场，使他对在异国他乡反对威权统治的陌生人始终抱有同情，有助于他全身心地投入观察家的工作。某些保守派学者贬低他，称他的著作是“幼稚的左派知识分子的抱怨”，但安德森明言：他把过去的事情写出来，并不是为了清算什么。

    全书的文字一如作者的为人，不温不火、与人为善。书中不乏安德森通过走访获得、令人深思的细节。比如，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他和一对兄弟相识，其中一个是苏哈托麾下军情机构的负责人，另一个是印尼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安德森一直擅长非正式、平易近人的跨领域写作，他的自传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样充满跳跃性。他鄙视那种认为学术创作应该避免旁白、个人评论甚至笑话的看法，尤其不赞同研究性著作一定要用“反映教授们所属学科特色的乏味语言……即那种在可读性方面比他们当学生时更糟的行文方式”去写作。

    这本回忆录并非对安德森人生的全方位回顾，充其量是一封温和的自我辩白书。相比基于阶级和种族的研究方法，他更赞同广种薄收的所谓古典教育，对定量分析等现代研究方法不屑一顾。他谴责过度细分学科的潮流，认为太多治学者孤芳自赏，写出来的论文让普罗大众满头雾水。他格外反对由大公司倡导的、认为大学应该作为“职业预备学校”、帮学生为谋生做准备的观念，认为企业的捐助扭曲了学生们的喜好。但他也承认，将高等教育当成纯粹的智力训练是奢侈的，恐怕只有那些对自身前景相当自信的人能接受。

    作为偏向左翼的学者，安德森尽情抒发对传统教育的怀旧之情，可能让人感到别扭。毕竟，他不止一次表达对英国皇室奢华排场的反感，在纽约教书时坚持穿着印尼农民的衣服。无论如何，他为自己读书的时代而自豪，彼时，剑桥的学生是不用太考虑就业的。

    安德森强调“运气”在政治、文化、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写道，学者们更喜欢谈论社会因素、人口变化趋势或意识形态，但“偶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在个人选择和求学时也一样。在他看来，能否抓住重要素材、组织成功的调查，首先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他对时机的把握就甚少瑕疵；去世前，他刚好完成了《界外人生》。

    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