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教室里的文学鉴赏课

    阅读不应该是奢侈品，而应该是生活中可持续的事物。对被繁重的工作所累，而无暇反思道德问题的医务工作者来说，通过文学鉴赏以自省显得很必要。

    乔治敦大学医学院的一间教室里，我以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诗篇作为一堂文学课的开端：

    以眯着的、探索的眼，

    衡量遇见的每次悲伤，

    想知道，它是重如我，

    还是轻胜自身。

    这一幕有些奇怪：星期二深夜，我，一个外科住院医生，正在给30名学医的同学读诗。台下的学生中，有一些穿实习医生的便装，有一些穿牛仔裤，看不到一件白大褂。过去4年里，作为这个团队的领路人，带他们阅读经典文学，已经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

    学生们都在教室或病房里辛苦了一天，医学教育和工作让他们不安。我自己对这种感受深有体会。我的医学院生涯是从解剖实验室开始的，一周过后，在系统地解剖面前的无名遗体时，我的内心已完全被惶惑充斥。

    此后两年，我开始了临床实习，很快适应了病人及家属的高声呼喝，学会了快速高效地完成工作，生怕怠慢了谁。在这种情况下，学会以超然的心态保护情绪和身体显得非常必要。问题是，我几乎没有时间慢下来——忽视自身的想法和感觉，是医生们共同的痛。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发现自己被从前的“舒适区”——文学重新吸引。作为曾经的语言专业学生，我习惯了在成长过程中有书相伴，

    进入医学院后，我体验到了文字的缺失。《唐吉诃德》被《人体解剖图集》替代，我可以向后者寻求具体答案，但依然需要塞万提斯回答我难以确定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我那么容易忽视周围的生者和逝者？大脑截面图根本无法说明我的头脑如何工作，我需要内省的时间和空间。于是，开办读书俱乐部成为出路，定期读文学书逐渐成了一门课程。

    在乔治敦医学院，我开设的文学鉴赏课旨在塑造学生们的价值观。我指定的必读书目表面上跟医学并无关系，我从不选择患者叙事、医生回忆录或有关疾病的报告。

    那天晚上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这部作品描述了一个忧郁的东京人为了解生活怎样变得毫无意义，而试图追溯自己的过去。我们一道分析了主人公眼中那个没有色彩的世界，以及他的感觉跟我们的为何如此格格不入。

    当夜，我收到一个学生发来的电邮。他写道：“我刚听说，一位我十分敬仰的导师自杀了。现在我仍然很难过。他之前被诊断出抑郁症，但看起来正常。”这位修习精神病学的年轻人担心：自己对导师的状况发生了那么严重的误判，以后怎么当合格的精神科医生？

    今年上半年，我推荐了女作家凯伦·乔伊·福勒（Karen Joy Fowler）的《我们都在自己身边》。这部小说探讨了动物实验的道德问题。事后，一个大三学生谈起他在恒河猕猴身上进行实验的3年——他所服务的实验室进行的研究，引起了关于记忆和行为的突破性发现，带来了“大脑深层刺激”等新疗法。他说，“这些成功不是回答了道德问题吗？”

    另一名学生却显得不开心，她对其他同学表示：“你们听说过专业受试者吗？他们的唯一收入来源是为各种不同的研究充当实验对象，这些人大部分是大学生或移民。我们不应该也谈谈用人当实验对象吗？”对我来说，这番发言起到了冲击效果。我走进那个班时，坚定地支持动物研究；离开教室后，我仍然支持相关研究，但成了素食主义者。

    下了课，又一个学生走过来，说他在思考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的事情——后者将器官捐献给了这位学生的继父。“从上个月您给大家读了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我的大脑一刻都没有停下。我想把他的经历写下来，之前，我一直视这个弟弟为陌生人。”

    病房中的忙碌工作要求精准和高效，但我们在文学课上可以放慢速度，用不同的、更复杂的方式去探究人类生活和思想。文学课是思想的解剖实验室。我们藉此检验我们对文化习俗和冲突的成见，反思自身关于生活和工作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更希望，聚精会神的阅读和充分的理解不再是每周一次的奢侈品，而是成为日常生活中可持续的事物。

    美国《纽约时报》